30日獲悉，鄧小平弟弟、湖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長鄧墾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17年10月15日17時01分在深圳逝世，享年106歲。遵照鄧墾同志遺囑和親屬意愿，鄧墾同志逝世后，家中不設靈堂，不接受花圈，不安排遺體送別，在深圳火化、海葬。

　　鄧墾同志

　　據訃告，鄧墾同志1911年11月出生于四川廣安，193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40年3月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圖書館干事。1941年9月任延安解放日報社編輯。1945年6月起，歷任東北吉林地委宣傳部長，吉林分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吉林地委宣傳部部長。1947年春任東北勃利縣縣長。1948年春任東北佳木斯市市長、市委書記。1949年12月任四川瀘州專署專員。1951年6月任重慶市教育局黨委書記兼副局長。1952年任重慶市教育局局長。1956年12月任重慶市副市長。1966年6月任武漢市副市長，1966年8月下放“五七”干校勞動。1973年1月任武漢市革委會文教辦公室主任、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委員、常委。1979年3月起，先后任武漢市市委副書記、副市長，武漢市市委書記、市政協主席。1981年12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鄧墾同志逝世后，習近平、李克強、趙樂際、朱镕基、溫家寶、李嵐清、賀國強、劉云山、張高麗、楊晶、王勇等對鄧墾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對其家屬表示慰問。

　　鄧墾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后，蔣超良、王曉東等省領導多次對鄧墾同志的醫療保障作出指示，要求全力進行救治，并指派專人前往醫院看望；委托黃楚平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赴深圳，對鄧墾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屬表示深切慰問。

在武漢安家，人生最能干事的20年奉獻給湖北

　　1966年6月任武漢市副市長后，鄧墾就與荊楚大地結下不解之緣，從1966年到1986年，鄧墾將人生最能干事的20年，奉獻給了湖北，并在這里安了家。

　　1982年從一線領導崗位退下來后，鄧墾依舊發揮余熱。1982年11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顧問。1983年11月任中共湖北省顧問委員會委員、湖北省人民政府顧問。1984年9月任中共湖北省顧問委員會委員、湖北省人民政府顧問、省對外友好協會會長。1986年3月任中共湖北省顧問委員會委員、省對外友好協會會長。1986年5月任湖北省對外友好協會會長，1986年12月離休。離休后，鄧老的身體還算硬朗，這得益于他每天堅持練一個小時書法，散步一小時，而且雷打不動。

　　鄧墾曾說他喜歡看小平的警衛秘書張寶忠拍的影集《警衛秘書眼中的鄧小平》，這本畫冊里的鄧小平最平實、最有生活情趣、最像他的哥哥。想哥哥的時候，他就翻翻這本畫冊，或是到深圳市中心的蓮花山公園鄧小平銅像前看看“哥哥”。

　　鄧墾同志逝世后，遵照其遺囑，家中不設靈堂，不接受花圈，不安排遺體送別，在深圳（女兒家）火化、海葬。身后事，與哥哥鄧小平契合……

　　圖為1989年，鄧小平與胞弟鄧墾在一起。

　　在鄧家，鄧墾排行老三。鄧小平是父親鄧紹昌的長子，鄧紹昌按字輩的排序為他取名鄧先圣。1911年鄧墾出生的時候，曾取名鄧先修。那時，姐姐鄧先烈9歲，哥哥鄧先圣7歲。后來，哥哥改名“希賢”，再改名“小平”。

　　“在我的心中，父親是一個有著進步思想的舊社會人。”鄧墾曾回憶父親鄧紹昌時這么說。鄧紹昌晚清之際畢業于成都政法學校，在廣安縣協興鄉教了幾年書之后，當上了鄉團總和縣團練的局長。當時，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正在四川興起，鄧紹昌加入了以反洋教、保路為宗旨的民間幫會“哥老會”，成為協興碼頭的“當家三爺”，后升任“掌旗大爺”。辛亥革命期間，廣安建立革命軍，鄧紹昌加入革命軍，當上了新兵訓練營營長。

　　在鄧墾出生后的幾年里，鄧紹昌因不愿與當地的“鄉匪”同流合污，受到排擠，其團練局長一職被撤，他不得不拋下家小，到重慶“避禍”。

鄧墾曾回憶鄧小平：我和哥都遺傳了母親的骨氣

　　據鄧墾當時回憶：“母親是個很有骨氣的人，小平和我都有母親的這個遺傳。”鄧家有40畝土地，在當地稱得上小地主。但父親“避禍”后，家中漸無積蓄，生活日益困難。淡氏的娘家是廣安一帶的名門望族，家道殷富。有一次，淡氏帶著兒子鄧墾去外婆家，這是鄧墾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外婆家。離開時，淡氏向父母提出，帶點肉回去給孩子們吃，誰料遭到父母拒絕。從那以后，無論家里有多困難，淡氏都堅持養豬。

　　當時，鄧家和一個姓劉的地主家，曾有些來往。鄧紹昌不在家，遇到一些事淡氏便請劉家幫忙。“那時逢年過節不是要寫春聯嗎？劉家地主有文化，能寫會畫，我們就買了紅紙，請他寫春聯。可這個家伙很壞，寫了挖苦我們家的話。我母親、姐姐都不識字，不知道啊。小平發現后很生氣，立即把春聯撕掉，自己去買紅紙重新寫。那時他還很小啊，10歲上下的人！”

　　1918年，小平考入廣安縣立中學。由于鄧紹昌“避禍”日久，家里舉債度日，小平的學費很難籌集。正巧，第二年8月，留法勤工儉學會重慶分會成立，工商界人士和社會名流捐款2萬多元，開辦了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招收中學畢業生和具有同等文化水平的青年入學，學制一年，畢業后赴法留學。在重慶的鄧紹昌得知此事，立即捎信回家，讓小平到重慶。

　　鄧紹昌的這個決定，影響了小平同志的一生。在當地，鄧紹昌也算是個見過大世面的人，他對鄉間的落后狀況很不滿意。他察覺到，中國人要想出頭，必須學洋人之長，他要把長子“送到大地方的學堂去”。而留法預備學校的開辦，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不必花大筆的錢，就可以實現這個心愿。但此舉遭到淡氏的極力反對，她埋怨鄧紹昌：“才十幾歲的娃兒，就弄到那么遠的外國去，一邊讀書，一邊做工，哪個忍心啰！”

　　“我母親非常疼愛小平。她就是希望小平長大以后，能主家理事，不愿意小平遠離。”鄧墾曾回憶，當小平得知母親反對時，他便躲在房間里絕食，不吃不喝。“最終母親很勉強地同意了。小平離家去重慶時的情景，至今我都記得，盡管我當時只有8歲。那時候四川農村人出門，背個包袱，里面有幾件換洗衣服就行了。”

　　鄧小平考上留法預備學校，是自費生。赴法留學的旅費大約300塊大洋，學校對自費生只補助一小部分，大部分要自己出。鄧紹昌回到廣安，變賣田產，仍然湊不夠錢。于是，他找到了岳父、岳母和妻舅，再三說明鄧小平出國后的光明前景，終于打動了淡家，拿出錢來資助小平。

曾在上海登報尋哥哥鄧小平

　　1920年夏，鄧小平乘坐“盎特萊蓬”號郵輪赴法國勤工儉學。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鄧小平和一批中國留學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鄧小平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

　　1931年，鄧墾到上海求學。此時他與大哥失去聯系已有9年，家里再沒有小平的消息。唯一的線索是：和鄧小平一同赴法的“遠親”胡倫，給鄧家捎了個信，說小平可能在上海。于是，鄧紹昌要鄧墾到上海后，設法找到哥哥。鄧墾初來上海，既不會說上海話，又無熟人，人海茫茫，何處尋找。鄧墾看報紙，發現報紙每天都有很多“尋人啟事”，他靈機一動：要不自己也刊登一篇？

　　鄧墾通過“尋人啟事”找到哥哥沒幾個月，小平同志就離開了上海。“尋人啟事”事件在幾十年后還給鄧墾帶來了麻煩。“文革”期間，鄧墾被關了8年，抓他的原因，就是問他在上海怎么找到鄧小平的。“我把事實講了一遍又一遍，但他們就是不相信。”沒辦法，鄧墾讓他們找來當時的報紙，查到了那則啟事，才算了事。

兄弟倆一生聚少離多

鄧墾：“哥哥一生獻身革命，沒有回家”

　　上海一別后，兄弟兩再見面，已經是1945年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小平從太行山回到延安開會，當時他被選為中央委員。我們相隔14年才見第二面，但這次見面也非常倉促，開完會，他又回太行山去了。”

　　解放后，鄧墾和鄧小平見面的機會也不多。他擔任瀘州專署專員，只有到北京開會時，才能和大哥小聚。這種聚少離多的狀況，直到“文革”后才好轉。鄧墾到北京看哥哥，“好多年沒見了，小平讓我到他家里住，大概住了十天半個月。他這個人有個特點，不喜歡講話，性格是內向的，在家里面和子女講話都很少。這和他年輕時大不一樣了！他年輕時很活躍，那些和他一起在法國留學的同志都知道，他愛講愛笑，被稱為‘小鋼炮’。后來性格慢慢就變了，沉默寡言，考慮問題比較多，看樣子是擔子重了。據說是到了華北129師以后，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1980年7月，小平同志陪外賓去廣西，回京途中在武漢停了一下，與時任武漢市委書記的鄧墾住在東湖招待所。“那次，他還專門到我家來過一次，也沒說什么，只是講，你這個房子還可以嘛。又帶了幾個廣西的芋頭給我。”2004年，在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時，鄧墾回到了家鄉四川廣安，踏進了“鄧家老院子”。見物生情，鄧墾感慨道：“小平一生獻身革命，沒有回家啊！”

　　（湖北日報客戶端記者彭磊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