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選擇在北上廣，被擠得像沙丁魚，還是選擇在老家當死咸魚？逃離大城市的壓力后，他們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與固化。

　　　　在他們對城市做出選擇的背面，是城市對他們的選擇：北上廣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絕這批經濟上以及心靈上，均處于無根狀態的人。

　　　　這些年輕人左右為難的旅程背后，是幾乎一代普通青年艱難安放的前途與希望。

　　三個月后，張一軒受夠了老家那個長江邊上的地級市，回到北京。就像2010年9月，他受夠了北京，頭也不回地投奔老家一樣。

　　他走那會兒，正好趕上“逃離北上廣”的浪潮。2010年下半年，在大城市房價居高不下、生活壓力持續增長，白領中興起到二三線城市安家的討論。而張一軒的歸途，又趕上了“逃回北上廣”的熱潮。

　　單就回家這一段路，張一軒走得要比其他人順暢。父母在當地頗有聲望，沾他們的光，張一軒自然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甚至沒有參加統一的公務員招考，當地煙草局就收了他，領導很大氣，說，明年考一個試就完了，你肯定過。

　　一批年齡在30歲上下，混跡于北上廣的外省青年們，當初也都和張一軒一樣，以為老家意味著更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更愜意的幸福細節。逃離北上廣。口號叫得嘹亮，帶著爺不留此處的痛快。

　　重返家鄉，重拾以前的老交情。終究需要一個臺階，事關面子，這無異于讓他們承認，迄今為止所有出走的嘗試都失敗了，丟掉既有的圈子，他們應當放棄不切實際的努力，讓鄰里鄰居眼睜睜瞧著，這個迷途知返的人。

　　不過再怎么著，面子也比蝸居的現實更廉價。搖擺之間，返程的機票或者車票就訂好了。

　　從某種意義上，這一張往返程的票根，是兩個城市對他們下達的“不適宜鑒定書”。北上廣以及家鄉都不適應自己了。外省青年眼里，北京是堵的，貴的，擁擠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廣。而回到小城市，是勢利的，關系的，拼爹的，依舊是別人的。

　　來者與去者

　　張一軒吃回頭草、在北京石景山那邊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出頭的工作的時候，祖籍江蘇的劉寅則醞釀著離開北京。

　　劉寅租住在北京東六環，每次到國貿打車，黑車司機在嚷嚷，20塊，通縣走不走？他非得糾正，是去通州嗎？說的是一個地方，但他怕那個“縣”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劉寅生在江蘇一個縣城，來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過萬，兩年沒加過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長，觀望了幾年的結果是，手里存款一路貶值，時至今日，他買不起北京五環內一套兩居室的房子。

　　無車無房無根，撤離的念頭連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來越茁壯。他變得像罹患產前憂郁癥的卡夫卡，買房、擠地鐵、喝水，甚至呼吸空氣，日常生活的一纖一毫，都讓這個80后男人疲憊不堪，“一切障礙都能摧毀我”。

　　在中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統計數據里，劉寅是北京市704.5萬外省市來京人員之一，數字仍在往上走。這近千萬人口大數里，許多像劉寅這樣勉強的中下產，抵達了人生的某個瓶頸，幸福指數開始往下走。

　　也有“蟻族”，大學擴招后迅速膨脹的畢業生們，他們生活在郊區的聚集群落，月收入兩千左右，可以沒有獨立的廚房和廁所，但決不能沒有網絡。往往在大城市打拼5年，如果沒有實現夢想，大部分選擇離開，往往“三十而離”。據估計，北京地區至少還有十五萬“蟻族”。(數據來自學者廉思的調查《2010年中國“蟻族”生存報告》)。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動人口到“服務”外省人的華麗轉身，而這管控的態勢，隨著1800萬人口上限超前10年到來，愈發嚴峻了。年初一連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門檻：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購令，車市限購令，“以納滿稅五年”為條件，搖號另算。

　　有專家呼吁年輕人不要扎堆北上廣，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個聲音在感召，“去農村吧，去基層吧，廣闊天地，大有所為”。

　　很多次，劉寅假設人生三種曲徑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滯留北京，繼續苦哈哈的生活，能認識更多人，更多學習機會；

　　其二，回歸南京準一線的市井，買車買房，吃吃喝喝，心寬體胖；

　　其三，回縣城找塊地，養鴨子喂豬，徹底的田園牧歌。

　　沒有數據表示，孰去孰留，每天有多少外省青年陷入劉寅式的糾結。

　　山東姑娘唐果，和張一軒一樣，也是一名“重返北上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