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全球經濟新失衡

　　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的直接借口是“貿易失衡”。事實上，造成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根源是其消費太多、儲蓄不足等結構性問題造成的。

　　如果美國不著眼于自身解決自身問題，反而對中國等其他國家的商品加征高額關稅，結果只會適得其反。

　　更為嚴重的是，美國本身就是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主因之一，其當前做法不僅無助于當前的全球經濟再平衡，反而會制造新的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

　　美國的錯誤行徑正將許多企業置于兩難尷尬境地，特別是許多在華外企，如果繼續留在中國，可能面臨貿易戰導致的成本上升，而選擇離開則可能會長久失去中國市場，況且一些潛在轉移國家雖然勞動力等成本更低，但基礎設施、營商環境和產業鏈的完備性遠遠不如中國。

　　據歐盟商會的問卷調查顯示，約三分之一的受訪企業家認為中美經貿摩擦是其最大擔憂，中美經貿關系的不確定性使得企業做出商業決策的難度增加，對業務增長帶來了嚴重負面影響。

　　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的一大根源是全球產業分工還不夠合理所致。

　　處在價值鏈下游的一些發展中經濟體從事的制造加工等環節由于進入壁壘較低，造成過度競爭和產能過剩。

　　而處在價值鏈高端的一些發達經濟體，利用技術壟斷優勢和全球定價權，攫取過多的利益，并阻礙發展中經濟體轉型升級的進程。

　　美國對華貿易戰以及部分科技禁運的直接影響和衍生影響，正在造成新的扭曲并產生新的世界經濟結構性失衡。

　　“破壞性政府變量”

　　根據政治經濟學常識，一國政府應當是處理不穩定因素的主體，而不應成為一個不穩定因素。遵守規則、重視承諾使得不同個人、群體和國家可以形成廣泛的合作，更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主要特征。

　　鑒于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和在國際政治經濟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美國本應該對世界的繁榮穩定做出積極貢獻。然而，美國卻不顧各國公認、普遍遵循的國際交往準則，采取了一系列失信行動，使得自身成為嚴重的“破壞性變量”。

　　美國政府反復無常、唯利是圖的特征，在中美貿易談判中暴露無遺，其制造傳播的種種不確定性，嚴重擾亂了全球市場主體的預期和行為。

　　此前，從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國際組織，到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中導條約等國際條約，“美國優先”導致的一系列破壞性行為，對世界和平發展的態勢構成了嚴重沖擊。

　　很顯然，美國正在成為國際社會高度警惕的“黑天鵝”和嚴加防范的“灰犀牛”。

　　恣意侵犯別國經濟主權

　　在談判桌上，美國政府向中國提出了多項蠻橫要求，其中包括限制國企經營發展等。顯然，這超出了貿易談判的領域和范疇，觸及了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

　　這表明，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的背后，是試圖侵犯中國經濟主權，逼迫中國損害自身核心利益。

　　1974年聯合國通過的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中，已經明確指出“每個國家對其全部財富、自然資源和經濟活動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權、包括擁有權、使用權和處置權在內，并能夠自由行使此項主權”。

　　例如，二戰后，美國牽頭建立的國際貿易體系，鼓勵發達經濟體向發展中經濟體進行技術轉讓以形成“技術外溢”效應，以適應自身經濟社會變化，利用發展中國家的生產低成本優勢，與自己的雄厚資本和先進技術優勢形成強大互補。

　　而中國政府鼓勵外商投資過程中基于自愿原則和商業規則開展技術合作，技術合作的條件由投資各方遵循公平原則平等協商確定。

　　由此可見，關于技術轉讓，中國政府并不存在強制性的制度和系統性行為，而是合理規范、符合市場經濟的做法。

　　但是，美國卻給中國扣上了“強制技術轉讓”的帽子，強迫中國改變相關發展路徑。

　　其他國家也深受其害。美國政府頻繁使用“長臂管轄權”，動輒要求其他國家的實體或個人必須服從其國內法，不然將受到被列入“實體清單”等處罰。

　　統計數據顯示，僅僅截至去年8月，全球范圍內被列入美國商務部“實體清單”的主體數量達到1013家。

　　這實際上就是美國侵犯他國經濟主權的部分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