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仇和還未成為“符號仇和”，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校學生會主席的身份已經給當年那個貧困農家帶去足夠的榮光。

　　舉全家之力供出的天之驕子背后，是5個留在農村務農的姐妹兄弟。

　　當仇和走入仕途步步高升，官方媒體樂于借此宣揚“一人得道”并未“雞犬升天”的美名，仇和也十分注意在鄉里和官場維持個人清譽，一度對外明示不準親屬經商。

仇和及妻子曾被下屬當庭舉報 法院院長緊張打電話

仇和老家大門緊閉。 澎湃新聞記者 陳竹沁 圖

　　但這并未影響到仇和的岳母及唯一在世的弟弟，于其主政地域四處活動的腳步。

　　澎湃新聞記者在宿遷、昆明兩地調查發現，2000年前后，仇和岳母曾借沭陽縣大規模強制栽樹的契機，高價倒賣楊樹苗斂財；仇和弟弟人稱“仇老二”，也干過倒賣教材、建筑工程的生意。此外，兩人均曾充當仇和與政商人士的“橋梁”，收錢受托辦事。

　　同學鄉鄰普遍看到仇和“廉潔無私”的一面，與此不同的是，仇和落馬后，不少仇和早年治下的官員開始反思仇和“善于編織關系網”的為官之道。

　　在他們的描述中，從主政沭陽起，仇和便開始向下級伸手要錢要物向上打點，不時進寧進京辦沭陽籍官員“老鄉會”。“仇和如果收錢，絕大部分都是向上送的。”上述早年治下的官員回憶。

　　重人情更明顯地體現在其用人上。多位沭陽官場資深人士告訴澎湃新聞，對于上級打招呼安排的人，仇和來者不拒。

　　無論是“改革明星”還是“政治酷吏”的褒貶，以往投擲在仇和身上的爭議，都無關仇和本人廉政與否。

　　隨著中央紀委2015年3月15日的一紙通報，屬于仇和及其親友們的驕傲，戛然而止。

曾禁止家人經商，父親墓碑20多年未修

　　在家鄉江蘇鹽城濱海縣城，仇和落馬并未引起多少震動。

　　自1978年考上南京農學院離開村莊，仇和便與這里漸行漸遠，留給鄉人的更多是官銜攀升的名氣和榮耀。

　　然而，對于五汛鎮張圩村村民來說，那些見證并伴隨過仇和成長的人們，接受這一變故顯然要困難得多。

　　在他們眼中，仇和對家鄉的“吝嗇”、對家人的嚴苛，都足以構成其是“清官”的明證。

　　屬于仇和的家鄉記憶，固定在那個貧乏的歲月，饑餓和死亡籠罩著一家11口人，兩個弟弟因無錢治病而亡，凄涼的場景仇和日后仍記憶猶新。

　　2008年完成的《政道：仇和十年》一書寫道，由于家里太窮，仇和小時候吃不到肉，這使他的飲食習慣幾乎與肉絕了緣，直到現在除了吃點魚外很少吃肉。

　　如今，仇和老家當然已不再是幾十年前的那個茅草屋。順著村民的指引，很容易便能找到仇和家，在一排磚瓦平房中，多少顯得“鶴立雞群”，但也并未超過普通新農村洋房的配置。牌坊與防盜鐵門渾然一體，四面圍墻環繞，只有破碎蜷曲的春聯和門鈴上的蜘蛛網，彰顯著主人的經久不歸。

　　對于房子的裝潢，仇和家隔壁鄰居不以為意。據其透露，幾年前，仇和家在老房子快倒的情況下才重修了這幢新房，花費不會超過10萬元。

　　鄰居介紹，仇和有6個兄弟姐妹在世，留在農村的除了外嫁的三個姐姐一個妹妹，還有唯一一個弟弟，名叫仇恒將。目前仇和的母親在南京養老，因此濱海的老房子平時也只有仇恒將住得多，但也是經常不見其回來。

　　“仇和只有每年清明掃墓的時候才會回來，除了家人陪同沒有別的排場，到家坐一會兒就走了，進村前后呆的時間不超過半個小時。”上述鄰居說，“雖然官越做越大，但仇和沒什么架子，還會拿煙給鄉親抽，親民的態度讓大家都很受用，以至于聽聞仇和落馬的消息，很多人都哭了，不敢相信。”

　　這位鄰居稱，出了仇和這個大官，并沒有給村里帶來任何好處。仇和當上江蘇副省長后，有一次返鄉，鄉親們也曾提出請他照顧村里建設如修路等，但被仇和婉拒，他說他要顧全局、不能有偏倚。

　　仇和老家的鄰居們說，仇和曾要求自己的兄弟姐妹不要經商，做做農活、夠吃就行了。

　　和仇恒將關系較近的一位鄰居稱，仇恒將自稱這幾年一直在外面“幫別人打工”，具體做什么不清楚。

　　最后一次碰到他是在去年春節，他自稱一年賺了一萬塊錢，感到很高興。

弟弟四處牟利，曾讓下屬“不要理他”

　　但一些接觸過仇恒將本人的政商界人士，向澎湃新聞記者描述了一個與上述形象截然不同的“仇恒將”。

　　一位曾在宿遷與仇恒將同桌吃飯的政界人士稱，幾年前仇恒將為一個遠房親戚的工作問題出面，有地方干部親自作陪，還有司機開奧迪A6接送。

　　上述政界人士稱，在仇和從沭陽縣委書記逐步升任宿遷市委書記的過程中，仇恒將時常充當政商之間的掮客角色，延攬土地和工程，轉手賣給開發商。

　　類似說法在沭陽官場人士間早已流傳甚廣，亦有接近云南省委的政界人士向澎湃新聞記者證實，仇和有一位兄弟在昆明是活躍的掮客。

　　一位曾任沭陽某鄉鎮領導的人士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十多年前，有一位縣處級官員帶仇恒將來找他，介紹他是仇和的弟弟。

　　其時，仇恒將自稱家里開了印刷廠，專門印教輔書，請其幫助聯系鄉鎮各學校售賣。

　　“他看上去就是一個沒什么文化的農民，但走路說話的樣子都和仇和一模一樣。”這位人士料想教輔書應是仇從別處批發而來，價格差不多，便幫他辦了。

　　該人士稱，不久后，仇和不知從哪里得知此事，還曾專門打電話來過問這件事，稱弟弟“素質很低”，讓其“不要理他”。

　　多位接觸過仇恒將的人士都描述，仇恒將近年來并無固定職業。澎湃新聞記者調查發現，其早年有一公開身份是濱海縣華廈開發建設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

　　2002年1月，原濱海縣建設局下屬縣建筑工程總公司創辦的集體企業——濱海縣華廈房產開發總公司醞釀改制，在企業內部實施股權流轉，要求“在堅持自愿的前提下，經營管理層控股，經營者持大股”，亦即將職工股金全部轉給經理層，法人持大股。

　　半年后，濱海縣華廈開發建設工程有限公司設立登記，注冊資本由原先的411萬元上升到908萬元。仇恒將以313.3萬元出資額成為最大股東，占股34.5%，并擔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公司經營范圍包括：房地產開發經營；工業與民用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線路、管道、設備安裝等。

　　工商登記資料收錄的仇恒將個人履歷顯示，仇恒將出生于1965年8月，比仇和小8歲半，高中學歷。1986年3月起，21歲的仇恒將在濱海縣五汛建安公司做了3年技術員，便升任該公司副經理，直到1999年10月。

　　根據2002年7月填報的一份企業主要從業人員名單，仇恒將在原濱海縣華廈房產開發總公司任副經理，另有4名副經理和一位會計也成為改制后的公司股東。

　　事實上，在接手公司的過程中，仇恒將并沒有投入任何資金。

　　工商登記資料顯示，仇恒將的出資方式為實物——19臺建筑施工機械，評估價為313.3萬元。其余股東的出資也均為機械設備。

　　2003年6月底，仇恒將及其管理團隊全部退股，將企業轉手給兩位濱海本地商人。

　　澎湃新聞記者聯系其中一人，其表示與仇恒將沒有任何接觸。

　　據其了解，原先企業在面臨倒閉的情況下進行改制，仇恒將沒出錢就做了股東，“當時縣建設局看到他哥哥當宿遷市委書記，相當于（把企業）白送給他。但是他一直經營不起來，幾乎沒怎么搞，建設局就又收了回去。”

　　熟悉仇恒將的上述老家隔壁鄰居說，仇恒將當時拿不出來錢投入經營，沒有從中賺到錢，不到一年就退出也是仇和的意思。

楊樹強制種進農田，岳母參與高價倒賣

　　不過仇恒將絕非孤例。

　　據澎湃新聞記者調查，仇和如今年逾八旬的岳母，在十幾年前仇和主政沭陽時期，也曾打著仇和的旗號經商及受人請托辦事。

　　一位熟悉仇和岳母的沭陽籍商人告訴澎湃新聞記者，仇和岳母姓丁，身高超過一米七，白酒能喝一斤多。

　　1990年代以前，其曾在鹽城市響水縣小尖鎮供銷社擔任領導職務。在計劃經濟時代，供銷社是聯結城鄉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加之位處響水中心區域的小尖鎮本身就是商貿重鎮，這一職位頗為吃重。這也從側面得見仇和岳母的“能量”。

　　1999年春天，仇和主政沭陽的第三年，其開始推行大規模強制栽種楊樹的政策，試圖推動木材產業發展，作為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村發展的突破口。

　　“仇和在沭陽推廣栽植楊樹，可以說在全國創造了多個第一。” 一位鄉鎮干部曾在個人博客中回憶，“仇和第一個在縣級干部大會上把楊樹苗搬到主席臺上，親自講述楊樹的習性和價值；第一個大規模種植楊樹，提出 五個所有 ，即所有莊臺、所有四旁（屋旁、路旁、溝旁、渠旁）、所有溝渠、所有路邊、所有田邊都要栽植楊樹；第一個大力度栽植楊樹，提出 人活樹活，樹死官下 ，并安排機關干部駐村包鄉鎮，督查植樹情況。有時自己親自到村到田頭察看。”

　　這位干部稱，當時老百姓不理解占用耕地栽植楊樹，對套種技術也不接受，干部們壓力特別大，“就像老鼠鉆進風箱里，兩頭難受”。

　　但在如此行政力量強力推動下，楊樹開始在沭陽大規模栽種起來。

　　上述沭陽籍商人透露，就是在此時，仇和的岳母大量運送楊樹苗到沭陽，兩三年間，沭陽有過半鄉鎮都被迫以高于市場價幾倍的價格購買了這些楊樹苗，“賺了有數十萬元”。

　　多位沭陽官場資深人士均向澎湃新聞記者證實，仇和岳母在沭陽活動頻繁。

　　例如，一位沭陽建筑公司經理認仇和岳母為干媽，仇和岳母幫其攬得工程后收了數十萬元回扣；一位鄉黨委書記因涉嫌受賄被組織談話，面臨調查前夕其向仇和岳母送去數萬元和幾條煙，最終調查不了了之；還有干部向其送錢送禮后如愿得到提拔重用。

　　澎湃新聞記者接觸的上述資深人士稱，這些例子均由當事人向其本人親自透露，或由目擊者向其轉述，具有足夠可靠性。澎湃新聞記者試圖聯系當事人，暫未獲回應。

向下屬伸手“要錢”，曾被官員當庭舉報受賄

　　在論證仇和或其家人是否收禮受賄的問題上，不少沭陽官場人士都會提及沭陽縣鄉鎮企業管理局原黨組書記、副局長呂述沂案。其曾當庭舉報仇和妻子收受其賄賂。

　　公開資料顯示，2001年2月，沭陽縣人民法院以受賄、貪污罪，判處呂述沂有期徒刑11年。

　　澎湃新聞記者從沭陽縣人民法院知情人士處獲悉，呂述沂當庭舉報，自己曾兩次向仇和妻子送禮送錢，“第一次數額較小，第二次送了15萬元。”

　　這位人士記得，當天看到時任法院院長十分緊張，不停地在打電話，“可能是在和仇和匯報這件事。”其還透露，呂述沂當庭舉報時，庭審現場立即封鎖，不允許非法院人員入內旁聽。

　　由于呂述沂現已身故，澎湃新聞記者無法獲悉其當庭舉報目的，亦無法判斷其舉報事實是否存在。

　　沭陽縣人民法院拒絕向案件當事人以外的人士提供案卷和庭審錄音錄像。

　　一位未旁聽庭審的呂述沂的親戚稱，據其了解，呂述沂舉報內容中的“第一筆”涉及一條上千元的圍巾，曾托一位與仇和妻子共事的表親送到仇和南京家中，當時仇和不在家，其妻子收下了，事后仇和家想退錢，匯款單曾寄至呂述沂家中，但呂又將錢寄了回去，最后是否收了錢也不知道。

　　對于上述法院知情人士提到的“第二筆”15萬元，上述呂述沂的親戚表示并不清楚。

　　事實上，仇和本人對于金錢往來并沒有十分明確的“警戒線”。

　　據一位曾在沭陽某鄉鎮任職的干部透露，仇和任沭陽縣委書記時，曾一個電話要求鄉里拿出5000元錢給他，并不告知緣由，這筆錢后來的去向也無人可知。其猜測可能是當時省里來的人多，需要招待送禮，而縣里財政不夠用了。

　　過了一段時間，仇和又打電話請這位干部去附近鄉鎮收集一些文物，趁過節時間帶到省里去拜訪領導。但由于文物收購費用貴，鄉里財政亦很緊張，這位干部焦慮了一個禮拜，告知仇和完不成這個任務，仇和方才作罷。

　　多位沭陽官場資深人士向澎湃新聞記者指出，仇和從主政沭陽起便表現出擅走上層路線和拉關系的特點。

　　例如要求各單位統計上報沭陽籍處級以上官員名單，不時到北京和南京組織“老鄉會”活動，拿縣財政招待、送禮。

　　一位曾在沭陽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處級官員告訴澎湃新聞記者，仇和上任沭陽縣委書記時，自己已經在市級部門任職一段時間，仇和邀請了他以及差不多同一批調到市里工作的原沭陽干部們回沭陽，專門舉辦“歡送會”，聯絡感情。

　　“我是被一路舉報，但是我的仕途卻是一路驚喜……”今年春節前，仇和與一位曾采訪過他的媒體人通話時如是說。

　　多方消息顯示，其時，與仇和關系密切的浙江籍商人劉衛高已被控制。待到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仇和已陷入“四面楚歌”，秘書、司機均被控制。最終，3月15日，全國兩會閉幕當天，仇和未能逃過悲劇的命運。

　　(原標題：仇和變形記：岳母和弟弟打著他旗號賺錢，曾被下屬當庭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