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施策精準鏟除傳銷土壤

南京一傳銷組織虛構家庭單位記錄發展下線情況并謊稱利國利民

　　●　傳銷是一種通過人傳人的方式達至銷售目的的非法活動，其所依靠的是參與者的社會資源和社交聯系，層層分享利潤，是一種經濟犯罪。其本質在于通過發展下線實現財務的非法轉移與聚集

　　●　如今，傳銷組織越來越隱蔽，有很強的流動性，經常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不少傳銷組織被警方查獲后，很快“人去屋空”，案件的查辦難度很大

　　●　如何處置被發展為下線的人員，目前相關法律并無明確規定。這或許是傳銷組織屢禁不絕的一個“后門”，也是亟待立法補漏的重要環節

　　日前，90后江西財經大學碩士研究生曹立新通過傳媒茶話會向《法制日報》記者求助稱，其父曹寶元被騙進了南京天潤城區傳銷組織，經洗腦后不斷找親戚朋友借錢，還索要各種電話號碼，并吹噓在南京和朋友一起“做大事”，疑已陷入其中不能脫身。希望當地警方打擊傳銷窩點，把錢要回來，糾正曹寶元的錯誤思維。

　　記者隨即聯系了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區分局，按照辦案單位相關要求與曹立新取得聯系。在警方的精心研判和細致布局下，8月20日，記者通過裝扮成路人配合警方埋伏點民警迅速出擊，在收到精準定位后成功進入傳銷窩點。

　　在這個傳銷窩點發生的一幕幕，讓在場所有人備感詫異。

被人忽悠深陷傳銷

執迷不悟四處籌錢

　　立秋后，陽光依舊炙熱。曹立新在連續坐了6個半小時綠皮火車后，終于抵達南京。

　　曹立新生于1992年，系武警新疆總隊某特戰隊退役大學生士兵，經過努力考上了江西財經大學2019級全日制研究生。

　　據曹立新介紹，半年前，曹寶元經老家隔壁村的玩伴介紹，來南京“做項目、掙大錢”。“3月份，他來電話說要籌款做快遞生意，我給他匯了5.5萬元，還從姐夫那兒拿了1.5萬元，從其他親戚那又借了一些，前后總計十來萬元。”曹立新說，之后又陸續接到父親電話想再借錢。有時一天手機里會有十多個未接來電，全是父親打來的“洗腦”電話。曹立新意識到，父親已經陷入傳銷坑里了。

　　5月19日，當得知父親又在要親戚朋友的電話號碼后，曹立新曾嘗試聯系父親，勸說其返回老家。“父親還反過來勸我，讓我也跟著他做大事掙錢。”在曹立新手機的微信聊天記錄中，曹寶元不停地游說兒子，介紹這個可實現“中國夢”的封閉式運行項目，用2到3年時間就可以掙到幾千萬元，且在新聞中都可以查到，需要3個合作伙伴。

　　根據曹立新提供的線索，記者于8月11日聯系了江北新區公安分局宣傳處，當天中午便前往泰山新村派出所。

　　“需要曹立新親自來報案，他父親長什么樣，小區這么大不好查。”派出所教導員薛成池說，只要曹立新能來南京，警方會積極配合他尋找到曹寶元。

　　8月13日，記者與曹立新再次取得聯系。8月18日，曹立新發信息告知已經訂購了8月19日11時K1192次列車從江西九江前往南京。“不管怎么樣，我都要試試，希望能帶回父親。”曹立新在信息中說。

　　8月19日19時，記者與曹立新在南京地鐵3號線泰馮路站外的快餐店匯合。

以家庭為單位洗腦

吹噓項目利國利民

　　隨后，記者與曹立新前往派出所與民警見面，溝通后決定采用“引蛇出洞”策略。

　　“我父親答應見我，約在下午1點20分。”8月20日早上，曹立新給記者發來信息。

　　當日13時，公安機關派人前往約定地點事先埋伏。等待過程中，曹立新接到父親的短信稱，要改個見面地點。警方隨即更換埋伏點。

　　13時23分，記者裝扮成路人，與曹立新一前一后出了地鐵站。只見一名個子矮小，皮膚黝黑的男子笑容滿面地拉著曹立新說話。隨后，兩人便離開出站口，前往出租屋。為避免被發現，記者遠遠跟在兩人身后。大概10分鐘后，兩人進入一個需要刷卡的小區，轉瞬間消失在記者眼前。記者與泰山新村派出所民警王勇匯合，一起進入小區。

　　“我在61棟2單元403。”曹立新隨后給記者發來一個定位。

　　“在61棟。”王勇隨即向先前跟隨曹立新進入小區的兩名輔警報告了位置。

　　“準備上樓！”匯合后，記者跟隨此次行動的兩名民警和四名輔警，敲門進入了403室房內。

　　一進屋，記者就看到，盡管屋內裝修不算太好，但物品整齊有序，地板干凈無塵。屋內4四名男子也穿戴整潔，配合民警詢問。

　　“每個人拿出身份證來，都說說來干什么工作？”民警問道。

　　“來工作的，做項目。”一名穿著白襯衫的男子回答。

　　“做什么項目？什么工作要你們一本本抄筆記？”民警指著搜查出來的一本本手工抄寫的筆記追問。屋內突然陷入一陣沉默。

　　“這些都是最低層級人員，生活過得也十分清苦。”記者跟隨民警進入廚房時，發現桌上僅有一小盆面條，3個素菜。

　　在屋內3個房間里，記者看到了不少被譽為“傳銷圣經”的推銷員書籍，書上大多都做了筆記。還有數十本筆記工整的《生活經營管理二十條》手抄本，具體內容包括衣服第二顆紐扣不能解開、出門時一定要帶身份證、要按時睡覺、打掃衛生等。

　　不僅如此，他們還將每個房間當做一個“家庭”，每個“家庭”都由“家長”及四五名成員組成。他們還會制作表格，將每名“家庭成員”的學習、發展、自律等情況寫在其中，包括是否發展人員、是否打掃衛生、學習態度如何、所處班次等。

　　據曹寶元介紹，凡有“新人”來到，他們就會召開迎新會，還會帶著“新朋友”去不同的“家庭”學習，或讓別人來“自己家”串門，通過問答形式交流行業運行規則。

　　記者在警方現場收繳的各類資料中發現了一本筆記本，上面寫著“五天計劃”，將在20天內經過4個計劃定位定心定目標，學習如何融入組織，還寫著如何由3800元賺到381萬元、69800元賺到1040萬元等。這些資料被傳銷人員視若珍寶，追崇膜拜。

　　“跟我父親在一起的人，有的來了一年，有的已經來了兩年。”事后，曹立新對記者說。

　　“進門后，我假借上廁所的機會，將定位傳了出來。”曹立新眼里噙著淚水說，不理解父親怎么會如此執迷不悟。

　　令人遺憾的是，8月20日晚，曹立新給記者發來信息說，曹寶元依舊對自己的“工作”深信不疑，并跟隨之前被抓獲的人員一同返回原來的住處。此次被查的人中有兩人已多次被查，曹寶元走后就將手機、微信都拉黑了，又失去了聯系。

傳銷組織日漸隱蔽

打擊難度不斷加大

　　傳銷是一種通過人傳人的方式達至銷售目的的非法活動，其所依靠的是參與者的社會資源和社交聯系，層層分享利潤，是一種經濟犯罪。其本質在于通過發展下線實現財務的非法轉移與聚集，并未創造社會價值，卻嚴重擾亂社會經濟秩序、引發治安刑事案件。有些甚至造成家破人亡的悲劇。

　　王勇曾多次參加集中“打傳”行動，他坦言，如今，傳銷組織越來越隱蔽，有很強的流動性，尤其是低層級，經常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不少傳銷組織被警方查獲后，很快“人去屋空",案件的查辦難度很大。

　　例如，曹寶元所在的傳銷組織，已經不限制人身自由，不收身份證手機，而是有“家長”關心日常起居生活，并交納“公積金”等。同時，他們還鼓吹五級三晉制、責任制、出局制等制度，把傳銷描繪成一項利國利民的行業。

　　“父親從來沒有說自己參加了什么項目，就胡亂說過政府大樓有1040塊磚，代表著3年掙1040萬元等，讓人摸不著頭腦。”曹立新回憶說。

　　據警方介紹，這應該是傳統的拉人頭式傳銷，被稱為“1040項目”，只要拉進一個人就有提成，拉來的人越多提成越多。

　　記者查詢后獲悉，“1040項目”是已經存在10多年的“全國連鎖”傳銷組織，剛加入的成員需要繳納69800元“會費”，之后就要不斷地發展“業務員”，只要“業務員”業績優良，就能“空手套白狼”，通過層層發展下線獲得晉升，最終目標是賺1040萬元。

　　不久前，王勇所在的江北新區公安分局集中300多名警力開展了一場打擊傳銷的集中收網行動。在這次“打傳”風暴中，警方借助4G執法記錄儀的“黑科技”手段，精準搗毀45個非法傳銷窩點，一舉抓獲涉傳人員164人，涉案金額1000多萬元。

　　這已是江北新區警方組織的第四次集中“打傳行動”了。2018年7月，江北新區公安分局專門成立了一支50多人的“打傳”專業隊，先后組織相關力量開展小型清查行動100多次，清查窩點300多個，帶回審查1230多人，教育遣返250多人。

　　但這種“貓鼠游戲”一直在頻繁上演。“有時候抓了百十號人，可能只有幾個構成犯罪。”王勇有些無奈，像曹寶元這樣的，沒有在傳銷組織中擔任職務的“新人”，只能在抓獲后錄入相關信息，批評教育后讓其返回原籍。

　　《法制日報》記者翻閱相關法律規定了解到，早在2005年8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禁止傳銷條例》，規定對為傳銷行為提供經營場所、培訓場所、貨源、保管、倉儲等條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

　　2009年2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刑法修正案(七)增設“組織、領導傳銷罪”。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出臺了《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就傳銷組織層級及人數的認定問題，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的認定等方面作出規定。

　　但對于被發展為下線的人員如何處置，目前并沒有明確規定。業內人士認為，這或許是傳銷組織屢禁不絕的一個“后門”，也是亟待立法補漏的重要環節。

　　“刑法只處罰組織者、領導者，一般參加的成員都不是犯罪。立法的思路，是不過分為難底層老百姓。傳銷之所以屢禁不絕，不僅僅是法律問題，更是社會治理問題，需要通過綜合施策、治理，逐步消滅傳銷犯罪。”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立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要徹底打擊和預防傳銷，需要在加強執法素養、提升辦案者信心的同時，加強國民教育，破除一夜暴富的不當觀念，同時完善收入分配體系，進一步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　本報記者 丁國鋒 羅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