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1月14日），朋友圈里都在討論江歌案，一件發(fā)生在日本的刑事案件，引來國內的關注。各評論君就此事也開展了一次討論。這個案件法律事實還不盡明了，但道德層面的是非曲直卻也值得討論。道德評判與道德審判的界限在哪？輿論介入與輿論審判的平衡點在哪里？我們共同追求的正義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實現？評論君們從不同角度切入此事，形成了認識此事的一些基本共識。

1 “可以分成兩個事件：法律事件與道德事件”

　　B：案發(fā)至今，其實產生了兩件相互關聯但又彼此獨立的事件：一件是江歌被害案，這是法律事件，由日本管轄，當然今天（11月14日）最高檢也刊文指出，可根據中國法予以追訴；另一件是劉鑫及其父母在案發(fā)后的表現，這是一個道德事件。目前網上討論集中在后者，這是觸動大家敏感神經的關鍵，劉鑫一家的事后行為擊穿了大部分人的道德底線。

　　D：這個事情確實有兩個規(guī)則時空。第一個時空在犯罪現場，法律來審定劉鑫是否存在作為義務、是否存在不作為。脫離了犯罪現場，人們其實在辨析是否存在道義上的不作為。顯然，劉鑫存在。人們用道德譴責劉鑫及其家人，也是對社會應有之善的反向保護。因為，法律只是底線要求，在法律上不陷入不作為，并不代表在道義上可以不作為，人們將這件事情放在了更大的正義觀之下審視。

　　X：公眾情緒幾乎一面倒，是事實。大家為什么會憤怒？很大程度并不僅僅因為劉鑫見死不救，而是好友被男友刺死后，媒體所報道的她和她的家庭的種種表現。這或許恰恰是江歌母親至今還在四處奔走、求助的主要原因。大家希望這個案件得到公平、正義的審判，更希望當事人在感情上給予受害者家屬回應。這不只是作為受害者好友應盡的道德義務，也是基于人的本能、本性的分內事。

2“質樸的正義感有意義有價值，但也有局限”

　　T：圍觀群眾有一種樸素的直觀的正義感，也能對人心世道做出自己的判斷，這是道德觀的基礎，也說明是非曲直有一種直觀的、基本的判斷標準。不過具體到個案上，不單指江歌劉鑫這個個案，而是所有的個案，我們評價時，或許都還需要更多審視復雜微妙的情境，防止簡單粗暴的情緒，哪怕這種情緒是以正義之名的。

　　C：確實如此。社會的道義聲討當然需要，但是需要明白，對道德的審視，不能替代法律審判，這是啟動所有道德話題的根本前提。出了位，不管理由多么高尚也都可能陷入危險。當然，群情激奮并不是“不能理解的”。道德綁架不可取，但要分清是老百姓的人之常情，還是惡意的推波助瀾，因為“反道德綁架”可能也會變成簡單粗暴的棍子，動輒把正常的情緒與鍵盤俠混雜起來，事實上也可能成為道德綁架。何況，所有的道德問題，都需要放在一個具體的國家與社會之中。我國有自己的公序良俗，中國傳統道德水位很高，這件事觸痛那么多人，說明人心向善。

　　Y：我擔心一些這樣的輿論傾向：因為江歌的善良被惡報，所以宣揚無需善良，比如用極端的情緒表達，將眾人帶向“好人沒好報，干嘛做好人”的邏輯。如果這樣，那么公共討論不僅沒有提升道德水位，反而會如彭宇案之后，讓更多人陷入道德困境與道德焦慮。

　　L：雖然分事后與事中，但公眾的憤怒情緒還是和案件本身息息相關的。不妨回到現場。案子里似乎藏著倫理困局：一個人在身處險境時，能否因保命而妨礙別人求生？比如，兩人同時落水，只有一個救生衣，先搶到救生衣的人，是否應為被淹死的人負責？就江歌案來說，還有個特殊的地方，兇手的殺機或在于劉鑫，作為受益者，她能否完全免責？

　　G：都在罵劉鑫，但陳世峰以及他的家人在哪？現在，對單身媽媽失去獨女的同情，對冷漠對待被害人母親的憤怒，構成了輿論譴責的兩大主題。其實，這場討論的對象中，最不該缺席的是行兇的犯罪分子。令人擔憂的是，輿論一邊倒的壓力可能會給劉鑫出庭作證增加許多阻力；私下和被害人親屬見面，也許會成為對方辯護律師的把柄來否認唯一目擊者的證言效力。我們期待法律制裁行兇者，這也應該是輿論關注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點。

3“法律與道德，都是對出格行為的糾偏”

　　F：“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guī)范社會行為、調節(jié)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律有效實施有賴于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fā)力。還有一個問題，對于輿論道德譴責的壓力，有些人也許早已經自我原諒、麻木不仁了。在網絡上，還有多少人一如既往地對馬蓉、翟欣欣義憤填膺？對于網絡的健忘，許多人估計第一反應就是盼望著下一個熱點早點到來。我們說，“法律是底線的道德”，就是要把那些突破人倫底線的行為，納入到法律規(guī)范懲治的范圍中來。社會治理是一個綜合工程，要多方發(fā)力、多管齊下，包括法律，也包括道德。

　　P：無論法律規(guī)范還是道德規(guī)范，都可以看作對人類出格行為的糾偏，只不過法律是對肉體的懲罰，道德更多講世道人心，前者約束力明顯高于后者。劉鑫不妥的行為可能不承擔法律責任，但也許逃不出道德的負面評價。這樣的討論無可厚非，甚至有助于警示我們：當面對劉鑫所處的境地時，應該采取怎樣的選擇。但通過這次輿論風波，我們發(fā)現互聯網時代，更加開放的輿論場中，由于潛藏極端化的情緒和表達，已經超越了僅僅是判斷式的道德評價，而可以直接宣判一個人“死刑”。如果由于法律背后由于有強制力，因此要對公權力作出限制，那么在今天，互聯網匯聚“民意”所形成的強大“公權力”，是不是也該受到某種節(jié)制？

　　Z：這讓我們從更大的范圍反思法律。現代社會無疑是法治社會，依靠法律保護公眾權利、實現整體的正義。法律是實現正義的基本途徑，但并不是實現正義的全部，還需要用公序良俗、輿論監(jiān)督和非正式制度來對法律的作用形成補充，以更大程度地捍衛(wèi)正義。事實上，在傳統社會，倫理道德、鄉(xiāng)規(guī)里約以及熟人社會的輿論，都是對正式制度捍衛(wèi)正義的補充，一個人作惡即便不會受到國家法典的制裁，熟人社會的議論以及幾千年沉淀下來的無形規(guī)則也會讓一個人受到嚴厲的懲罰。這是現代法治社會需要傳承而不是舍棄的正義捍衛(wèi)途徑。逝者安息的前提是壞人得到懲罰，正義的伸張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