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發

　　“為受害的女兒而戰”

　　重案組37號：如何發現奶粉問題?

　　郭利：當時孩子身體不舒服，帶她去檢查，醫生說腎里有結石狀態。我把孩子吃的奶粉送去檢測，檢測發現有問題。然后我去找商場，商場讓我跟廠家談。后來，我就跟雅士利和施恩公司談。他們承認孩子是受害者，但只能給2000元(注：“三聚氰胺奶粉”醫療賠償額被分三檔：死亡患兒20萬，重癥患者3萬，一般性治療2000元)。但我給孩子看病和檢測奶粉等已花了幾萬元。對方讓拿出證據，我就搜集了很多證據，他們又找了我，簽了40萬元的賠償協議。

　　重案組37號：后來又有了300萬元協議?

　　郭利：之后我接受了媒體采訪。他們又給我打電話，說愿意繼續談，什么條件都可以。我就跟母親一起去談。我提出了自己的誤工費和孩子以后的保險，寫了個要求賠償的協議。這是他們讓寫的，說是要討論批準，只有看到書面內容才能撥錢。后來，他們約我到杭州拿錢，沒想到我被打入牢獄。

　　重案組37號：對敲詐的質疑怎么看?

　　郭利：很多人都說我太貪了，過度了，但如今判決把這些說法完全否認了。我并沒有找公司要錢，是他們主動送來的，公司主動提出賠償，是天經地義的。我的孩子是受害者，我為什么不可以接受。我為受害的女兒而戰，沒有為錢而戰。我是通過為她而戰，得到她應得的足夠她一生甚至是她下一代人的賠償，我不認為做得過分。

　　入獄

　　為清白不減一天刑期

　　重案組37號：2009年法院判決5年徒刑時的心情?

　　郭利：我是做好心理準備的，我知道在為什么戰斗。

　　重案組37號：監獄生活是怎樣的?

　　郭利：我坐了5年牢，沒有任何減刑。減刑的條件是認罪伏法，配合監獄管理，我不認罪，在孤獨和煎熬中，一天天度過。我的信念是，終有一天，真理再現。為了真理和清白，我寧愿一天不減。我記得很清楚，(2014年)7月22日服刑結束。因為那一天，我可以用法律武器，捍衛我的尊嚴和孩子的權益，當時沒人相信我能做到，現在我做到了。

　　重案組37號：維權多年，有人支持你嗎?

　　郭利：剛開始有，但越走人越少。就像長征一樣，走到最后一回頭，人都沒有了。這幾年，我一直在給自己做辯護工作，沒有律師。我沒有退路，只有往前沖。

　　重案組37號：你自己有變化嗎?

　　郭利：5年監獄生活對我來說，是個恥辱。我現在生活艱苦，工作沒了，平時靠親朋的資助生活。

　　維權

　　不維權未必心安理得

　　重案組37號：女兒現在情況如何?

　　郭利：孩子現在跟姥姥一起生活，離婚后，我沒了監護權，一般半年才能見她一次，這次已有九個月沒見她了。她11歲了，經常生病，出現暈倒情況，很奇怪，查不出來具體病因。

　　重案組37號：后悔過維權行為嗎?

　　郭利：我今年快50歲了，最好的年華用在了監獄和出來后的這10年。如果沒有發生這件事，我可能已經是個企業家，也可能在做慈善。此前有奶粉企業招聘我，但被我拒絕了。如果我不去維權，可能會比現在過得好，但未必心安理得。我雖然很慘，但沒后悔過。

　　重案組37號：接下來有什么打算?

　　郭利：接下來就按程序走，沒有具體的方案。至于國家賠償，該給的就要給我。無罪判決是第一步，我現在該邁第二步了。我想，人都要走背的，人的一生總有坎兒，我可能在50歲時提前走完了，后半生可能就像別人說的，你該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