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劉伶利的家人來說，這幾天的感受就像“坐過山車”一樣，事情終于迎來了轉機。

　　本報8月19日報道了《大學女教師患癌被開除事件調查》，8月20日，蘭州交通大學派工作組到博文學院對此事進行調查。8月22日，博文學院發出道歉信，承認“學院草率作出了解除勞動合同的決定，實屬不妥”。8月23日，博文學院院長登門道歉，家屬獲得賠償。

　　近日，多名原博文學院教師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反映，他們與劉伶利一樣，因為患病，有被學校開除的經歷。誰會是下一個“劉伶利”，我們該怎么辦？

開除和解除勞動合同性質完全不同

　　勞動問題專家梁智認為，開除與解除勞動合同不是一個性質的問題：“‘開除’是一種行政處分，‘解除勞動合同’是用人單位對勞動關系的處理。”

　　“從這一點來說，博文學院沒有做到善待員工。”他說，“學校不同于一般的企業，是給學生傳道授業解惑的地方，擔負的社會責任應該比其他的企業要大一些。”

　　他從歷史的角度進行分析，在改革開放之前，學校屬于事業單位，是參照國家機關的標準進行管理的。“這就讓一些學校延續一些自以為是的做法——把自己當做一個行政機關，覺得有權對員工進行處分”。

　　“開除是什么行為，是過去行政機關對待干部和職工的一種行政管理手段，適用于上下級為隸屬關系的一些單位，包括警告、記過和開除等處分。”梁智表示。

　　在他看來，學校與聘用老師之間屬于勞動關系，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并不是過去的隸屬關系。

　　他分析稱：“用開除的形式處理劉伶利的問題，學校的做法在法律上就錯了。學校并不是行政機關，只能參照勞動法來處理。但是社會上類似的現象有很多，往往是用人單位濫用了自己的管理權利。”

年輕人遇到類似的事情該如何維權

　　山西大學教授孫淑云多年從事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律問題研究。在她看來，與劉伶利的案例類似，現實中有很多用人單位都是以勞動合同有約定為借口，達到違法的目的。這樣的合同內容就是“黑條款”，實際上這是戕害勞動者利益的規定，給用人單位帶來隨意解釋的空間。

　　“以后要發生類似的事情，年輕人可以直接申請勞動仲裁，如果不行的話，可以提起訴訟。”她建議。

　　在一些媒體報道中，孫淑云觀察到一個現象：在劉伶利的案件中，從勞動仲裁到法院一審再到二審，走完整個程序需要一年多的時間。直到劉伶利去世時，學校都沒有履行判決。

　　“劉伶利經歷了這么長的訴訟，醫保和工資都沒有了。本來在訴訟之前可以試著先向法院申請先予執行勞動報酬。”她說，走法律途徑注定花費的時間比較長，“可以向民政部門提起社會救助申請”。

　　孫淑云說：“現在有很多慈善機構，還可以通過慈善救助來募捐。實在沒有辦法，向媒體求助也是可以的，這些都有法律依據。”

遇到疾病后勞動者能得到哪些補償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了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黃樂平：“如果職工因病死亡的話，各地的標準不同，以北京為例，喪葬補助金大概在1萬多元。還有養老保險金個人的繳納部分，每個月工資的8%左右，由家屬代為繼承。這些錢與用人單位沒有直接關系，由社會保障部門支付。”

　　他提出，如果劉伶利還活著的話，這些學校解除勞動關系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正常的勞動合同到期，不再續聘的話，在這個單位幾年的工齡可以補助幾個月的工資。如果是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話，補助是前者的兩倍。這部分錢，應當由學校來補償。

　　黃樂平表示，劉伶利的案件中，學校將她“開除”之后，停止繳納了醫保，她的家屬給她買了居民醫保，報銷的比例不如前者。因此，按照規定，學校醫保與居民醫保產生的報銷差額部分，應該由學校來承擔。

類似的案件中，家屬是否可以要求精神損害賠償？

　　黃樂平解釋：“這個不是勞動法的概念了，學校這么惡劣的行為，對她的家屬造成了一種精神傷害，家屬可以提起訴訟主張這一項權利。但從司法實踐上來看，得到支持的概率非常低。我國相應的民事法中規定，勞動侵權可以獲得精神賠償的情形主要限于工傷，即使獲得法院支持，家屬也很難獲得很高的賠償。”

員工生病后企業是否意味著“養職工”一輩子

　　北京市蘭臺律師事務所勞動法律事務部主管律師程陽介紹：“在醫療期內，企業不得依據勞動合同法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的規定與勞動者解除勞動關系，企業要給勞動者發不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80%的工資。”

　　在《企業職工患病或非因工負傷醫療期規定》中，醫療期是指企業職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負傷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勞動合同的時限。企業職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負傷，需要停止工作醫療時，根據本人實際參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單位工作年限，給予三個月到二十四個月的醫療期。

　　她表示，在醫療期之后，企業要和勞動者解除勞動關系，一方面企業需要證明勞動者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由企業另行安排的工作，另一方面在解除勞動關系這一過程中，企業需要給勞動者一定的補償。

　　“不得不承認，在醫療期內，企業的負擔還是蠻重的，所付出的不止最低工資的80%。”程陽直言。

　　她舉例說：“比如，一名北京員工的工資是8000元，如果在醫療期內，工資按照北京最低工資標準1890元的80%發放。除此之外，企業還要繳納員工的社保和公積金，這部分按照上一年的平均工資來算，這部分算下來大概是8000元的30%，超過了給員工發放的醫療期內工資。”

　　程陽說：“我們應該進行全方位的反思，比如醫療期的制度是1995年出臺的，現在的情況與20多年前的情況有很大的差別。”

　　她認為還存在另外的問題：“在劉伶利的治療過程中，從蘭州到北京看病，由于醫保中異地報銷、報銷比例受限，很多項目報銷不了。”

　　程陽還提出：“醫保應該有所改進，遇到一些特殊的疾病，除了醫藥費用可以報銷之外，是不是可以考慮報銷誤工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