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戶口，法院不讓進

　　“她連疫苗都沒打過。”回憶起往事，白秀玲的眼眶噙滿淚水。按照國家規定，嬰兒都要免費接種疫苗，但只有在衛生部門登記了新生兒住址的才能接到疫苗通知，可李雪連戶口都沒有，更不用說戶口住址。

　　1995年，李鴻玉和白秀玲開始帶著3歲的李雪上訪。在反反復復上訪了一年多后，1996年崇文區信訪辦曾給他們一個明確的回復：開除白秀玲，單位處理正確，不能改變；至于戶口問題，需要他們寫出檢查直接向公安部門提出申請或給區長寫信，經區領導批示給公安部門按戶口管理規定辦理。

　　這條模糊信息，一度讓夫婦倆以為戶口有望了。可是，在寫了檢查，寄了給區長的信后，滿懷希望的他們，等來的卻是“無人搭理”。

　　1998年，李雪已經到了上小學的年紀。李鴻玉央求侯莊居委會給李家附近的桃楊路三條小學寫了一封信，請求照顧李雪入學。

　　可當李鴻玉拿著居委會開具的信、戶口本和兩本殘疾證帶著李雪去報名時，校方卻堅決拒絕。第二年，學校還是不讓李雪入學。

　　兩次拒絕，讓李雪從此失去了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

　　進不去學校，李雪開始自學。已經上了初中的姐姐李彬教她學拼音，學會了，她就自己看著字典學。然而，受到家庭的影響，姐姐初三畢業便輟學就業補貼家用。李雪的教育也僅維持在小學四年級的水平。

　　有一回跟著媽媽去買菜，李雪看到學生放學，在街上就哭了起來，“媽，我想上學。為什么我不能上學？”

　　看著眼淚汪汪的女兒，白秀玲只能強忍淚水，“孩子，你沒戶口，上不了學。”

　　上不了學的李雪，只能每天呆在家里，“沒有朋友，也沒有童年，相當于跟社會脫軌了似的”。姐姐李彬覺得，妹妹小時候很膽小，見到陌生人總是怯生生的，不敢跟人說話。“她也不喜歡照相，因為戶口的事兒，有些自卑。”

　　這樣的自卑，在萬海遠的“黑戶”調查也得到印證。他發現，“黑戶”在心理上沒有認同感和存在感，心理健康程度普遍較低。“經常覺得郁悶和憂郁的比例超過34.6%和15.7%。”

　　在日常生活中，李雪處處感受到沒有戶口帶來的不便和限制。尤其是隨著戶籍與越來越多的社會福利捆綁，身份實名制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這種感覺愈發強烈。

　　一切需要身份證的事情，都與這個叫“李雪”的人無關。沒去過博物館，沒住過旅店，沒有銀行卡，沒收過匯款，現在連快遞都寄送不了，甚至想要去藥店買盒康泰克，都被售貨員拒絕。李雪用爸爸的身份證辦手機號碼，用媽媽的醫療本看病，用姐姐的圖書證借書。只要是需要用到身份證的地方，她都沒辦法獨立辦到。

　　從李雪家走路到北京南站只有2.8公里，可是22年來，她從沒出過北京。去過最遠的地方是香山。

　　她沒談過戀愛，也不敢想象有一天能夠像姐姐一樣結婚生子。“結婚證都領不了。”一說起來，李雪就眉頭緊皺。

　　更讓李雪感到無奈的是，有一回她獨自去法院遞交材料，法院卻讓她出示身份證，否則就不讓進，“可是我是原告，就是來訴訟戶口的啊！”

生活就是起訴、上訴

　　上訪要不來戶口，李鴻玉一家四口從1998年開始去法院起訴。

　　先告永外街道辦事處計生辦，再告永外派出所，然后是崇文區計生辦，最后是崇文公安分局。先李鴻玉告，又以白秀玲的身份告，再以李雪的名義告。

　　李鴻玉還讓兩個女兒都自學法律。李雪還小時，由李彬寫訴狀；后來李彬在肯德基打工，又做了一份兼職，忙不過來，李雪便開始自己寫訴狀。

　　結果通常都是：一審，敗訴；上訴，敗訴；申訴，敗訴。申請抗訴，駁回；申請再審，駁回。

　　16年間，除了訴訟的主體不同，官司的結果全都一樣。每當接到敗訴的消息，李鴻玉就坐在破舊平房外的院子里抽煙，一聲不吭。兩三塊錢一包的紅梅，他一根一根不間斷地抽，直到把一整包煙抽完。

　　這時候，李雪總會走過去說：“爸，您別抽了，對肺不好。”

　　李鴻玉從嘴里吐出灰白色煙圈的同時不住地咳嗽。支氣管感染的李鴻玉看著女兒，卻不知該說什么。

　　李鴻玉總認為是自己的訴狀沒寫好才輸了官司。這時候，他就會訓斥女兒，讓她們好好看書，學習法律知識。“至少你得讓他們挑不出毛病來。”

　　李鴻玉每天琢磨著李雪的事兒，有時候睡到半夜突然想起訴狀要寫的內容，他就趕緊把李雪叫起來，害怕沒記下來，轉眼就會忘了。

　　“人家的日常生活就是接送孩子上學、放學，我們家的日常生活就是起訴、上訴、找戶口。”李雪說。

　　官司在一次次敗訴，孩子卻在一天天長大。李鴻玉夫婦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能繼續上訪。他們跑遍了區、市、中央的公安部門、計生部門、政府信訪辦、法院、檢察院、婦聯和殘聯等十數個政府機關、單位和部門。

　　因為不停信訪、打官司，他們一家成了“特別關照的對象”。“我們都被編了號。我爸是一號，我媽是二號，我姐是三號，我是四號。”李雪翻出一張“控制力量值班表”遞給記者。

　　這張表格顯示，被控制人為李鴻玉和白秀玲，2009年從10月1日到10月7日，在侯莊63號路口和民主北街93號口，每天早上8點到第二天早上8點，各有3名民警值班。

　　“只要家里有人出門，外面就有人拿著對講機喊，一號出去了；三號、四號出去了。”李雪說。

　　2004年，當時的崇文區計生辦稱，只要李鴻玉在一個月內補齊剩下的4950元罰款，李家就可以拿著收據去派出所上戶口。但是李鴻玉拒絕了。“那孩子這些年的損失，誰來承擔？我們受了這么多罪，不服這口氣。”

　　多年的艱難，讓李家為之付出太多。面對這難得的機會，李鴻玉的決定讓很多人難以理解。

　　“這是一對不負責任的父母造成的。” 時任永外街道辦事處宣傳部長的韓光堃在2011年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稱，當初公安部門確實是難為了他們，但是后來政府確實想幫他們，他卻不接受，“提一些不可能的事”。比如補償孩子沒受教育的賠償、請家教什么的。

　　按理說，李雪可以趕上人口普查“大赦”。因為每一次人口普查，國務院普查辦都會下發通知，要求“對其中未申報戶口的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準予登記，不得將登記情況作為行政管理和處罰的依據”。

　　“國務院普查辦是這么規定，但大多數基層政府不會這樣做，如果這樣做的話，等于計劃生育政策就沒有了，計劃生育這方面還是要求交罰款。”著名人口學專家、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梁中堂曾公開表示。不少父母怕被“秋后算賬”，依然不敢給孩子進行“戶口登記”。只有福建省于2008年明確規定了超生嬰兒無條件登記，到2010年5月，該省為歷年累計下來的近50萬“黑戶”人口登記了戶口。

　　北京市執行的則是放寬條件的登記。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北京市對經濟困難的超生戶進行照顧，可以先交一半的撫養費，剩下的分期繳納。

　　而與政府的對立，又使李雪喪失了這兩次戶口登記“大赦”的機會。

　　2000年的那次人口普查，白秀玲依稀記得，有一個女普查員拿著幾張表到家里，把李雪也登記了。但問到戶口的事，女普查員說了一句“辦戶口找派出所去”，就走了。

　　等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祈盼“普查”的李鴻玉卻沒等來人口普查員。他就自己到居委會填了張表格，但居委會交沒交上去，李鴻玉也不知道。

　　普查沒能為李雪帶來戶口，普查也無法解決“黑戶”這個問題。因為，每一次普查，“大赦”一批超生“黑戶”；普查過后，又有一批超生“黑戶”出生，等著下一次“大赦”。政策在政策之間的沖突中，陷入無解的死循環。

　　“黑戶問題的根源在于戶籍制度的附加功能，”萬海遠說，只有讓戶籍登記與計生罰款分離，“黑戶”問題才會失去生存的土壤。

“小雪，永遠不要放棄”

　　可是，李鴻玉看不到“黑戶”生存的土壤消失的那一天了。

　　由于先天性肌肉強直，李鴻玉經常全身僵硬、肌肉痙攣。犯病時，“全身像是被萬條鋼筋拉扯著，眼睛皺成一堆，手抽抽在一起，腮幫子深深陷進去。”

　　在李鴻玉去世的前兩年，他的身體越來越差，病也越來越嚴重，經常在早晨痙攣。

　　2014年4月28日，李鴻玉以李雪為原告，向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又一次起訴永外派出所。

　　那天早晨從家里出來時，李鴻玉只是走了幾步路，就開始大口大口地喘氣。再加上先天性肌肉強直，他已經明顯感覺到“身體不聽使喚了。”可是，白秀玲得了腦血栓和高血壓，每天得吃好幾種藥，腿腳也不便。最后，李鴻玉堅持和李雪一起去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遞交起訴狀。

　　等他們坐地鐵回到家里時，李鴻玉的身體就再也扛不住了。在住進醫院的第二個星期，他開始呼吸不暢。兩個多月后，2014年9月5日，李鴻玉呼吸衰竭。醫院搶救過來后，李鴻玉成為植物人。

　　李雪知道父親心里放不下什么，她會不時坐在床邊，和父親念叨訴狀、官司的事情。有一回，李雪說著說著，悲從中來，不禁伏在床頭哭了起來。“爸，你要趕快醒過來，你還要跟我去法院。”

　　當她抬起頭來，準備擦拭眼睛時，李雪看到，父親的眼角已滿是淚水。

　　2014年11月6日，李鴻玉去世。在為女兒的戶口上訪19年，訴訟16年后，一個父親最終還是沒能為女兒找來戶口。

　　“小雪，永遠不要放棄”。李鴻玉再也不會撫摸著李雪的頭，對她說出這句話了。

　　姐姐出嫁，父親去世，媽媽也越來越走不動路了。可李雪還得繼續尋找“自己”。

　　“我生活的全部就是我的戶口”。現在，她每天花大量的時間自學法律，閱讀法律條文，寫訴狀，跑法院和檢察院。《戶口登記條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社會撫養費管理征收條例》等涉及戶口和計生的法律規定，她一條一條看，一條一條記。

　　在李雪開始獨自尋找“戶口”的這幾年，中國延續多年低生育率導致勞動力規模的減少，由于人口老齡化趨勢愈加嚴重等因素，已經實施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也在不斷松動。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

　　在此背景下，自2013年底至今，寧夏、山東、江西南昌、湖北、廣東等地陸續公開發文，重申計生與戶籍脫鉤，嚴禁為戶籍登記設立任何前置程序。

　　2014年7月10日，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例行發布會上也稱：將落戶、入學、低保與父母落實計劃生育情況掛鉤，與國家法律法規規定不符，應當堅決禁止。

　　與此同時，政府關于計劃生育獎、懲、扶助等配套政策也在不斷調整之中。2014年，針對“失獨群體”，國家衛計委等五部門規定，獨生子女三級以上殘疾或死亡，不再生育或收養子女，且女方年滿49周歲的夫妻的特別扶助金的標準分別提高到：城鎮每人每月270元、340元，農村每人每月150元、170元。

　　而李雪的官司仍在繼續。2014年4月28日，她對永外派出所提起的訴訟，不被受理。上訴，被駁回。申訴，被駁回。2015年7月7日，她向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申請提起抗訴。

　　“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就在上周，2015年10月29日，當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公報宣告，實行了35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正式終結時，李雪正在等待檢察院是否提起抗訴的結果。

　　“我的‘黑戶’問題，什么時候才是個頭呢？”在經歷漫長的失望與等待后，李雪對重燃希望已經越來越謹慎。

　　現在，李雪常常回憶起家里的土坯房還未倒塌、姐姐還未出嫁、爸爸還未去世時候的光景。

　　那時，在那個“墻壁滿是裂紋，屋頂開始下沉，動不動就往下掉土、隨時都有可能塌掉”的土坯房里，一家人還在一起，自己和姐姐幫著媽媽做飯，爸爸坐在門前抽煙。

　　“簡簡單單的。”唯有家人的陪伴和親情的溫馨，才能讓這個從懂事以來就為戶口而憂心的姑娘，忘記片刻自己沒有戶口這件事。

　　尋到那個存在于身份證卡片上的“李雪”，李雪還需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