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進入了深度調整期，經濟格局演變、全球化動力轉換和規則重構是其中的三大突出表現。總體來看，在世界經濟緩慢復蘇背景下，原有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并沒有明顯改善，國別分化反而進一步加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尤為突出，對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十分深刻。

“南北失衡”的突出表現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2013年世界經濟總量達到75.5萬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為46.1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為29.4萬億美元。照此計算，二者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分別為61.1%和38.9%。從過去20多年的演變來看，由于長期保持快速增長，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提高了近20個百分點，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之比已由1990年的3.9倍下降到目前的1.6倍。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超過發達國家。

　　但是，經濟總量差距縮小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南北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2013年，發達國家人均GDP達到40186美元，相當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8.2倍，遠高于總量差距。近年來，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印尼和馬來西亞（以下簡稱“新興7國”）1990—2013年人均GDP由627美元提高到4555美元。盡管如此，新興7國人均GDP目前尚不及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加拿大（以下簡稱“發達7國”）平均水平的1/10。從國別來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更為顯著。2010年美國的人均GDP相當于印度的34.1倍，2013年進一步上升到35.4倍。總體看，“南北失衡”是世界經濟格局演變過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保障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和發展環境仍然是一項長期任務，發達國家應為此作出更多努力。

日漸分化的貿易投資增長前景

　　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的30年是經濟全球化發展最為迅猛的時期，世界貿易組織（WTO）主導下的全球貿易自由化為通過對外開放尋求經濟起飛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重要機遇和制度保障，促進了發展中國家外向型經濟發展。以新興7國為例，1990年平均出口依存度僅為9.8%，2000年提高到21.7%，2010年進一步上升到22.6%；同期，外資凈流入占全球的比重也由4.1%提高到5.9%和27.8%。

　　但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經濟全球化趨勢出現了新變化，世界貿易組織主導的貿易自由化進程嚴重受阻，跨太平洋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以及日歐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JEPA）等發達國家主導的跨區域大型經濟一體化談判加快推進。由于其實行高度自由化標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被排除在外，無法直接分享新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增長機遇，甚至可能受到貿易和投資轉移效應的沖擊。盡管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在積極推進雙邊或次區域自貿區建設，但難以完全對沖TPP、TTIP等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國際貿易和投資增長的前景不容樂觀。實際上，國際金融危機之后這種分化態勢已初見端倪。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1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經常賬戶余額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2013年降至0.74%的歷史較低水平；發達國家的逆差幅度逐年縮小，2013年甚至由負轉正，達到0.34%的較好水平。另外，新興7國的出口依存度、凈出口份額2010年以后出現明顯下降。這說明發展中國家從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獲益程度逐漸降低，發達國家則出現好轉跡象。目前，美、歐、日三大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談判已接近尾聲。隨著這些協定正式生效，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將面臨更為艱難的貿易和投資環境。

創新資源的巨大差距

　　在全球市場需求持續疲軟、國際貿易投資增長放緩和傳統比較優勢逐漸減弱的背景下，加大技術創新投入、培育新的增長動力正成為各國產業競爭的焦點。根據世界銀行統計， 2011年全球研發支出超過1.5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1%，高出2000—2010年年均增長速度達4個百分點。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入力度也明顯加大。

　　但是，發達國家在技術研發和創新領域依然占有絕對優勢，掌握的創新資源顯著超過發展中國家。2011年，美國以全球4.4%的人口掌握全球28.1%的研發支出資源，人均水平相當于印度的112倍。研發人力資源實力是技術創新能力的集中體現。按照每百萬人中研發人員數計算，日本的人力資源實力大約達到5160人，分別相當于印度、印尼的22.4倍和13.5倍。綜合來看，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研發以及創新能力同發達國家還存在巨大差距。發展中國家在高端技術領域將長期依賴發達國家的技術轉移和技術溢出，但在創新競爭和保護主義日趨加劇的環境下，這一點也變得越來越困難，二者之間的“技術鴻溝”勢必繼續加深。這將為世界整體的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前景蒙上陰影。

難以彌合的“數字鴻溝”

　　在當今大數據時代，能否安全有效利用互聯網已成為影響各國綜合競爭實力的關鍵因素。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14年，全球安全互聯網服務器由2004年的32億臺增加到137億臺。但其中的絕大多數集中在發達國家，發達7國占有67%，僅美國一家就占36%。從每百萬人擁有的安全服務器臺數來看，印度、印尼的水平僅相當于美國的4‰，新興7國也只有發達7國平均水平的1.3%。2013年，發達7國每百人中的互聯網用戶數達到83人，印度、印尼都不到16人，新興7國平均只有33人左右。發展中國家的大量人口仍然沒有搭上互聯網的高速列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的巨大“數字鴻溝”，將進一步加大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

艱難的“規則重構”進程

　　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強大的經濟優勢，在全球治理和規則制定中占據主導甚至支配地位。近20年來，雖然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力以及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迅速提升，但發達國家主導全球治理和規則制定的局面并未得到相應調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揭示了全球治理規則的重大缺陷。此后，新興經濟體在現有多邊治理機制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與話語權問題開始受到關注，包括主要新興大國在內的20國集團（G20）成為大國經濟政策交流對話與協調的新平臺，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治理和規則制定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并沒有放棄維護自身規則制定主導權的努力，全球治理結構改革仍然十分艱難。

　　2010年1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了份額和投票權改革方案，決定增加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在該組織中的份額和投票權，達到與其占全球經濟比重較為接近的水平。由于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際擁有“一票否決權”，這一改革方案能否實施最終取決于美國。但4年多過去了，這一改革方案仍未得到美國國會批準。不僅如此，發達國家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在多邊或區域貿易安排中試圖引入競爭中性、勞動標準、國有企業等新的規則，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面臨更嚴峻的挑戰。發達國家主導全球治理和規則制定的局面不改變，世界經濟不平衡問題就將長期存在。（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