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社會急劇轉型，已進入“矛盾凸顯期”和“風險高發期”，風險性是這一時期的突出特征，這種風險性已經實實在在地滲透到了各個階層、各個人群，包括官員，其中在“涉地”、“涉房”、“涉礦”以及地方黨政“一把手”等官員的身上表現最為明顯。

官場十大高危崗位排名

　　當官高危，是不是個偽命題呢？ 據人民論壇雜志調查結果顯示，44%的受調查者認同“做官是一種高風險職業”，并認為官場十大高風險崗位分別為國土局長、交通廳長、縣委書記、公安局長、組織部長、建委主任、安監局長、市委書記、國企老總、房管局長。具體調查內容如下：

　　這些崗位可謂“位高權重”，是為人民服務很好的崗位，其成為高風險崗位的背后，反映了怎樣的官場生態和社會生態？

　　官員的高風險，具有哪些不同于其他群體的突出特征？其背后的深層原因何在？我們應如何加強相關的制度建設，使政府部門的要害崗位不再 “高危”？

一、國土局長

潛規則下的“涉土”官員

崗位風險系數：六星

　　風險點：從規劃、定價到審批、監督，權力和風險環環相扣。

　　1. 潛規則盛行，難獨善其身；

　　2. 競爭激烈，公關勢力強勁；

　　3. 監管體系不健全，守法犯法一念間。

　　據人民論壇雜志調查結果顯示，62%受調查者認為“國土局長”風險最高，排位第一 。（注：風險系數以該崗位選擇人數百分比為參照，百分比個位數四舍五入，以星級為表現形式。如62％的受調查者選擇國土局長，其風險系數為6個星級。）

權力太大！潛規則面前國土局長紛紛倒下

　　“為什么大家都叫 拿地 ，而不用 拍地 ，這說明里面有門道， 拿地 條件政府可以設置，規劃政府可以改變，一切主管部門說了算。”溫州某房地產公司董事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此說到。他甚至直言，土地市場操作基本上潛規則先行。

　　2014年7月4日，廣州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長、黨委書記李俊夫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李俊夫涉嫌違紀接受調查,再次暴露出土地交易監督制度的漏洞。廣東不少政商人士表示，對李俊夫出事并不感意外。一位房地產開發商直言：“李俊夫一人肩挑多職，是廣州的財神爺，管著土地收儲、保障房分配、土地出讓、房地產調控等要職，權力太大了。”

　　權力大，監管不到位，潛規則盛行，行賄受賄猖獗，使得國土部門成了腐敗案發生的重災區。不僅如此，因為所涉利益錯綜復雜，這一領域不時曝出串案、窩案。

　　2009年，海口規劃土地系統窩案5人獲刑，其中海口市規劃局原副局長受賄130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其他獲刑官員分別是海口市規劃局原總規劃師、海口市國土局土地利用科原科長、海口市財政局國庫支付局原副局長。

　　2008年，廣東增城曝出土地腐敗窩案，國土部門工作人員與私營企業主勾結作假，騙取國家閑置土地補償資金高達1.45億元，9名官員在此次腐敗案中倒下。

　　再早一點，2007年至2008年期間，重慶揪出土地窩案震驚全國，包括原重慶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唐文峰、原市規劃局副局長梁曉琦、九龍坡區區長黃云、市規劃局局長蔣勇、原重慶國土房產局副局長王斌等，近10名廳級干部因收受開發商賄賂而落馬。

潛規則——潛伏、違規、法則

　　房地產從土地出讓到規劃調整，有很多“貓膩兒”，這已經是這一領域不言自明的“秘密”了。國土官員揮舞手中的權力大棒，在“顯規則”掩蓋下，行“潛規則”之實，以謀求私利，貪污腐敗，使得國土系統的犯罪呈現出——潛伏、違規、又有法律掩蓋的特點。

　　以土地出讓“招拍掛”為例，在潛規則下，政府官員按照招拍掛的程序可以通過多種違規方式將土地倒賣到意向中的買主手中，具體方法有：

　　一，限定開發商的資質條件，一開始就將大批開發商拒之門外；

　　二，拍賣土地時設附加條件，如要求5天內與被拆遷人達成協議，但這些條件可能早就通知給意向買主了，他們早早開始準備，而其他的競買者因為不知情，可能就不得不知難而退了；

　　三，打時間差，如臨放假前一天公布消息，要求競買者在掛牌后3天內交齊保證金，故意排擠外來競爭者；

　　四，還有更甚者，內定的開發商在競標時以超乎尋常的高額資金拍得地塊，但實際交易中政府又通過一些政策將高出來的資金退還開發商，土地的實際交易價則是雙方事先商定的價格。所以“招拍掛”的程序看似都走了，實際上和沒走是一樣的。

　　在調整規劃和調整容積率方面，更容易操作，只要搞定主要領導即可。因為調整規劃是規劃部門說了算，而規劃調整的過程是封閉運行的，缺乏公示、聽證等程序。據公訴材料顯示，在重慶土地腐敗窩案中，原重慶市規劃局副局長梁曉琦的違法行為就包括幫助開發商調整容積率和調整土地性質和用途等。

　　梁曉琦的個案充分暴露出，我國的土地管理部門位重權大，而權力規范和監管機制存在諸多漏洞和薄弱環節，并且有關土地的決策、審判、監督不夠透明、公開，這也是潛規則盛行的原因所在。

根除潛規則 科學評估土地收益

　　如何治理土地腐敗？人們理所當然將矛頭指向權力，認為治理腐敗重在完善體制、機制，強化權力制衡和監管，增加決策、審批等的透明度。

　　但是，土地領域利益巨大，如果在制衡的表象下實質發生的是權錢結盟，也就是貌似按照“顯規則”實際卻是“潛規則”，法律就會形同一紙空文。沒有科學的土地收益評價體制，空談權力監管，那是無本之木。潛規則提醒我們，對土地收益的評估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引入科學評價體系，控制彈性利益和灰色收益，縮小權力尋租空間，才能真正將崗位風險降到最低。

官員感言

　　“隨著與開發商接觸逐漸增多，在與一些大款的交往活動中，思想蛻化變色，羨慕紙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對人生的目的、意義、自身的價值實現等，產生了嚴重認識偏差，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經濟，有錢才有一切，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思想認識上的偏差，導致錯誤越犯越大。”——原江蘇省淮安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 杜建平

二、交通廳長

“高速”腐敗的癥結在哪

崗位風險系數：五星半

　　風險點：我國公路建設體制市場化程度還遠遠不夠。

　　1. 既是行政長官，又是企業領導；

　　2. 項目利潤大，尋租很簡單；

　　3. 大權獨握，監督匱乏；

　　4. 管理松懈，機制不健全。

　　近年來，交通廳長落馬事件屢見不鮮，“交通腐敗”問題日趨嚴重。據不完全統計，近20年來，全國被查處的、曾擔任地方交通廳長（正職）的官員達16名，如果算上副廳長，這一數字超過了30名。其中，河南省更是曾先后有曾錦城、張昆桐、石發亮、董永安四任廳長相繼落馬，山西也先后有王曉林、段建國兩任廳長落馬，交通廳官的腐敗可謂“前赴后繼”。

　　2009年12月28日，陜西省渭南市臨渭區交通局原局長雷建民因犯貪污罪、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渭南市中級法院一審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審判庭上，雷建民追悔莫及，“我最終栽倒在自己鋪設的 腐敗路 上”！

　　上述案例只是腐敗交通廳長的一部分，正因如此，輿論稱交通廳長是“高危人群”。據人民論壇雜志社調查結果顯示，58％的受調查者認同交通廳長崗位風險高，排第二位。

　　為了杜絕交通系統的黑洞，中央和地方紛紛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制度、措施，加強了反腐敗的力度。但問題是，法規、政策不斷出臺的同時，腐敗案件反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交通廳長“前腐后繼”，交通干部大面積“塌方”，這反映出交通建設背后的體制確有漏洞。其關鍵在于，目前我國公路建設處于絕對壟斷地位，由政府官員直接操作，使得他們有可能通過壟斷而尋租。具體來說，其體制性缺陷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我國現行的交通投資體制在交通系統內部封閉運行，一項交通建設工程從立項論證、招標設計、施工監理、預算撥款到竣工驗收，幾乎都由交通廳獨家負責或牽頭。這樣，投資、建設、管理、使用“四位一體”與政企不分的弊端，使得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建設項目中既是行政長官，又是企業領導；既是建設者，又是管理者，這就容易使建設項目缺乏相互的制約和監督。

　　第二，權力是把雙刃劍，既能造福民眾，又具有與生俱來的腐蝕性和擴張性。為了防止權力濫用，就要用權力來制約權力，建立起必要的監督制約機制。然而，交通管理部門的管理權力過于集中，很容易導致獨攬大權的廳（局）長濫用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

　　第三，項目投資體制以及交通建設組織形式上的問題。我國公路建設指揮部形式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內部管理松懈。加之交通行政部門與負責公路建設的公司多為母子關系，筋血相連，導致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個人權力絕對化，這正是交通系統腐敗之源。

三、縣委書記

縣委書記的致命弱點

崗位風險系數：五星半

　　縣委書記作為全縣的“一把手”，掌握著很大一部分權力。

　　1. 權責不一，履職困難；

　　2. 維穩基石，考驗能力；

　　3. 地位突出，腐敗難防。

　　縣官自古以來就是“親民之官”，是溝通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聯系的橋梁紐帶。縣委書記，作為全縣的“一把手”，更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職位。而據人民論壇雜志社調查結果顯示，55％的受調查者認同縣委書記的崗位風險高，位排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