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婚奇緣，別夫別子

　　黃慕蘭一生有四段婚姻，第一段包辦婚姻促使她離家獻身革命，而她與后面三位丈夫，均是革命伴侶。她的外孫女陳弘欣說：“自從外婆獻身革命后，她的個人生活也從此成為革命的一部分。”

　　在漢口參加革命期間，杜韞章介紹她認識了時任漢口特別市黨部的宣傳部長宛希儼。在北伐軍還沒有到達武漢之前，宛希儼跟時任中共駐武漢國民黨中央的代表董必武一起工作。那時，董必武是民國日報社社長，宛希儼是總編輯，黃慕蘭是副刊編輯；宛希儼任市黨部宣傳部長期間，黃慕蘭又擔任了婦女部長。

　　朝夕相處，兩人從了解到相愛。在1927年三八婦女節(jié)那天，宛希儼與黃慕蘭在武漢結了婚。結婚當天沒有任何儀式，是由董必武在一次會議上公開宣布，同時，在《漢口民國日報》上登了一則啟事：“宛希儼、黃慕蘭啟事：我倆因為志同道合，結為革命伴侶，特此敬告諸親友。”

　　對黃慕蘭而言，這樣簡單的啟事，就是公開否定了過去的包辦婚姻。

　　與宛希儼婚后，黃慕蘭仍積極參與婦女運動，直到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了反革命政變。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wèi)在武漢公開宣布正式同共產黨決裂，而在前一天晚上，宛希儼與黃慕蘭已在黨組織的指示下，乘最后一班輪船離開武漢前往江西。

　　趕赴南昌的兩人，就此開始了地下工作，黃慕蘭任中共江西省委秘書兼機要交通員。從婦女部長到省委秘書，從轟轟烈烈的公開的群眾運動到充滿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黃慕蘭說：“我的生活發(fā)生了歷史性的、飛躍性的改變。”

　　1928年1月，剛剛生下孩子三天的黃慕蘭得知，宛希儼接到中央的調令，立即到贛西南地區(qū)領導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在南昌醫(yī)院惜別之際，宛希儼低聲囑咐道：“如果到那邊工作開展順利，到時候就會派人來接你和孩子一起去團聚；如果萬一有不測，就通過你的父母再轉告我的父母，把孩子接回黃梅老家去撫養(yǎng)，長大了好繼續(xù)革命。我們是革命的伴侶，黨叫做啥就做啥，千萬保重。”

　　這一別，就再也沒能重聚。

　　1928年5月，宛希儼率農民武裝攻打萬安縣城時，不幸犧牲，又過了3個月，消息才傳到黃慕蘭耳中。“這是我生平遭受到的最嚴重的打擊，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永遠難以平復的創(chuàng)傷。”

　　1928年12月，黃慕蘭接到中央的調令，離開南昌去上海工作，臨行前，她遵宛希儼遺囑，請母親將自己剛斷奶的兒子送回宛希儼的老家。

　　到上海后，黃慕蘭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秘書兼機要交通員，當時，黨中央的實際負責人是周恩來。在中央機關工作時，她還碰到了此前在武漢認識的賀昌。

　　那時的黃慕蘭，因產后多病，加上宛希儼犧牲后過于哀傷，愈發(fā)憔悴。賀昌見了她幾次后，時常鼓勵她擺脫消沉情緒，振作起來。

　　在這樣的交往下，有一天，賀昌直率地問：“慕蘭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儼同志一樣，和你結為革命伴侶呢？”黃慕蘭的回應是：“這事容我向組織上匯報請示后再來決定如何？”

　　于是，黃慕蘭將此事向周恩來匯報了，周恩來說：“很好，賀昌同志是值得你愛的，我同意你們結合。”就這樣，經過組織的批準，兩人走到了一起。

　　賀昌長身玉立，才華橫溢，年僅21歲時便當選為中央委員，兩人結婚得到了很多領導同志的祝福。

　　婚后，黃慕蘭投身工人運動一線，1929年6月，化名劉阿秀的她在罷工運動中被捕，囚于龍華監(jiān)獄一百天。在獄中，她配合中共第五屆、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進行聯絡、組織斗爭。而在那個時候，她已懷有身孕。

　　出獄后，黃慕蘭隨賀昌一起調往香港，那時，南方局的書記是賀昌，軍委負責人是聶榮臻，黃慕蘭仍然擔任秘書兼機要交通員。在南方局工作了一段時間后，黃慕蘭在醫(yī)院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兒子賀平，而此時，賀昌已收到調任北方局的命令。

　　孩子生下來時很瘦小，賀昌考慮再三，決定把賀平給接任南方局書記的盧彪認養(yǎng)做兒子，得知此事的黃慕蘭心中難忍不舍：“自己生了第一個兒子，被送回宛希儼的老家去撫養(yǎng)了；如今剛生下第二個孩子，卻又給了人家。”

　　隨賀昌同赴天津北方局的1930年，黨內因“左”傾錯誤的影響，武裝暴動失敗，北方局多位領導如彭真、薄一波、陳復等先后被捕。賀昌因此被撤去北方局書記的職務，在反省階段，賀昌決心去江西蘇區(qū)與毛澤東一起打游擊，而這些情況，直到中央批準他的請求，黃慕蘭才知曉。

　　與宛希儼的生離死別猶在眼前，黃慕蘭堅決不同意賀昌獨自去蘇區(qū)，她對賀昌說：“想當初，宛希儼去贛西南工作時，我因剛生下杰兒，沒能跟著他去，結果他一去就再也沒能回來。當然我不是說你賀昌此去也會犧牲，我只是想不論在什么樣的環(huán)境里，都要跟你在一起。”

　　但當時，黃慕蘭已被任命互濟總會營救部長，多位同志被捕的危急情況提醒著她，兒女情長在此刻顧不得。于是，她只能答應讓賀昌一人先去蘇區(qū)。

　　送走賀昌后，黃慕蘭正式開始了營救工作，而黨組織為營救工作物色的第一個律師，名叫陳志皋。黃慕蘭與陳志皋的結識由此開始，直到1950年陳志皋離開大陸前，黃慕蘭都與他有密切的關系，不論是工作，還是生活。

　　1933年，陳志皋正式向黃慕蘭求婚，其時黃慕蘭心里仍放不下賀昌，但黨組織從營救工作考慮，認為黃慕蘭應當同意這樁婚事。1935年5月，黃慕蘭與陳志皋在上海中華學藝社舉行了盛大的婚禮。

　　證婚人之一的沈鈞儒先生謄寫了黃慕蘭填寫的詞作為結婚禮物：“挑燈夜寫懷人句，靈犀一點飛還住。珍重萬千聲，珠闌印淚痕，海天遙望碧腸斷。今宵月離緒，壓眉低，莫將歸路迷。”

　　書寫這闕詞的黃慕蘭，那時還不知，賀昌已在長征中犧牲。

地下奇兵，保護周恩來

　　擔任互濟總會的營救部長，對黃慕蘭來說，不是偶然。

　　做地下工作，最要緊的是記憶力非常好，而這對記憶力極佳的黃慕蘭來說不是問題。同時，還必須十分機警，黃慕蘭在長期的機要交通員工作中，累積了大量經驗，比如學會用米湯水抄寫秘密文件、利用自己所創(chuàng)的速記符號來記事等。

　　除此之外，黃慕蘭出色的交際能力也便于營救工作的順利進行。陳德峰夫人戚元德曾對她說：“賀昌保舉你做營救部長，也是反復考慮到你很適合做這個工作，因為你有很多的社會關系可以利用、作掩護，可以設法營救被捕的同志……實在不行的話，自然還可以利用你娘家的社會關系作掩護，暫時撤退，長期隱蔽。”

　　1931年，黨交給黃慕蘭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營救團中央書記關向應，而組織物色的替關向應辯護的律師，就是陳志皋。

　　陳志皋出生于享有盛名的世家門第，父親是上海有名的開明法官，開釋過孫中山先生同盟會的老會員，還救過上海黑幫頭腦之一黃金榮。陳志皋本人先后在上海震旦大學、上海法學院求學，畢業(yè)后掛牌做律師，非常“吃得開”。

　　同時，陳志皋還是進步團體“世界與中國社”的成員，并為工人充當義務辯護律師。

　　正是由于陳志皋的家庭背景、身份、以及他本人的思想傾向，非常適合開展營救工作的需要，組織上便安排黃慕蘭以脫黨的書香世家小姐身份，結識陳志皋，請他擔任關向應的辯護律師。

　　黃慕蘭見到陳志皋后，告訴他自己是個脫離了共產黨組織的人，丈夫是已經犧牲了的著名共產黨人宛希儼，父親是湖南知名人士黃穎初。黃慕蘭稱要營救的人是死去丈夫宛希儼的好朋友，同時是自己的姑表兄，來上海做小生意，卻不知為何被當做共產黨而被捕了。

　　她對陳志皋說：“早就聽說陳老太爺、陳大律師都是很開明進步、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人，請千萬費心幫忙，開釋這個被冤枉了的無辜之人。”陳志皋聽罷，就接受了這個案子，并約定時間讓黃慕蘭拜訪他的父親，爭取獲得陳老太爺的支持。

　　陳老太爺聽說黃慕蘭的父親當年曾和譚嗣同一起整理過《仁學》，本就敬佩譚嗣同的他還未見面就對黃慕蘭產生了好感，初次拜見后，老太爺曾說：“這位黃小姐書卷氣很重，很秀氣，談吐舉止很高雅，確實像個書香門庭出身的小姐。”

　　得到陳老太爺的肯定后，陳志皋就借著父親的名義和關系開始去做疏通法官的工作。陳老太爺甚至主動出面約審理關向應一案的法官趙韻逸一起吃飯，吃飯時，陳老太爺稱黃慕蘭是自己的干女兒，希望趙韻逸看在他的面子上，放了關向應。

　　解救關向應眼看就要成功，正在這時，又出了一件大事。

　　1931年6月的一天，陳志皋與黃慕蘭喝咖啡時，碰見陳志皋在巡捕房當翻譯的同學曹炳生。聊天時曹炳生說：“南京國民政府派人來抓了一個共產黨的頭頭，湖北人，六十歲左右，鑲一口金牙齒，酒槽鼻子，只有九個手指頭，是懸賞了十萬塊錢才抓獲的……這個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電椅，就吃不消，招供了。”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將這個消息聽在耳里的黃慕蘭緊張地琢磨，酒槽鼻子，九個手指頭，忽然腦中閃過一個人——中央政治局主席（黨內習慣上仍稱“總書記”）向忠發(fā)。

　　發(fā)現這件事的黃慕蘭借故頭痛脫身，回家后立刻將消息傳給了潘漢年，周恩來迅速組織中央的李富春、蔡暢等人轉移。當天晚上，向忠發(fā)帶著巡捕房的人，闖進了周恩來轉移前的住所。

　　第二天，周恩來召見黃慕蘭，一見面就緊緊地握著她的手說：“慕蘭，慕蘭，你真不錯呀！”他還夸贊：“你跟潘漢年兩人互相配合，行動得很好，一上馬就為黨立了這一大奇功！”

　　在很長時期內，向忠發(fā)叛變一事未被中央公開過，直到1993年，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談及此事時，才點明了黃慕蘭的姓名和作用。

　　向忠發(fā)一事后不久，陳老太爺和陳志皋就將關向應保釋出來了。黃慕蘭回憶說：“1931年，及時發(fā)現并報告向忠發(fā)叛變保護了中央首長的安全和營救關向應出獄這兩件事，是我自己和黨的歷史中都非常重要和值得回憶的。”

　　之后，黃慕蘭繼續(xù)參與營救工作，包括營救任弼時夫人陳琮英、陳賡、廖承志等人，另外，1932年3月初，委托巴和律師在《申報》公開刊登“周少山啟事”，替周恩來辟謠“伍豪脫黨事件”，粉碎了敵人污蔑黨中央領導人的陰謀。黃慕蘭的這些工作，都離不開陳志皋的支持。

　　1933年，陳志皋正式向黃慕蘭求愛，而那時黃慕蘭還念念不忘等著中央派人來接她去蘇區(qū)與賀昌團聚，便以家世高攀不上為由婉拒。

　　黃慕蘭將此事向黨組織匯報，劉伯垂和趙畹華反復思考商量后，極力玉成這樁特殊的婚姻：“你的工作崗位在上海，陳志皋是中央給你指定的主要工作對象，如果現在為了個人婚姻，擅自放棄，離開這個極其重要的崗位，是無法向黨組織交代的。你和陳志皋結合組成家庭后，將更加有利于掩護自己的身份，極有可能會打開一個新的局面，這絕對是合乎工作需要的。”

　　于是，一段特殊婚姻與特殊工作的聯結就此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