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社長袁鐘有些疑惑：一位急診科的年輕醫生剛和病人說了三句話，病人就要舉手打他。“為什么一些醫生連話都不會好好說了呢？”

　　這還算不上厲害的。過去一年，以同仁醫院醫生被砍為代表的惡性事件頻發，昭示著醫患之間的矛盾已深入骨髓。人們開始反思，是什么讓本是“同盟軍”的醫生和患者同室操戈？醫科學生的人文教育由此成為醫學和教育界最受關注的話題。

　　“醫療有時是治愈，經常是幫助，卻總是撫慰。唯有在醫學教育中深植人文精神，手術刀才會閃出溫暖的光芒。”袁鐘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可是，曾為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校長助理的他也知道，當下一些學校醫學教育的薄弱之處恰恰也在這里。

　　校園里人文課程成“走過場”

　　哈爾濱醫科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國內醫學專業人文課程的課時數占總學時8%左右，而美國、德國多達20%~25%，英國、日本約為10%~15%。這份調查還顯示，當下國內一些醫學院校人文社會科學的課程設置較混亂，不僅開設的課程門數少，學時也少。

　　在這一點上，剛剛經歷了2012年研究生入學考試的武漢某高校臨床專業大五學生龍飛湖有切身的感受。龍飛湖告訴記者，他所在的高校培養方案上稱“要將思想品德和職業道德考核放在首位，注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與考核”，但在日常的學分選修學習中，感受到的卻是“培養重技術不重人文”。

　　龍飛湖本科的學制是國內醫學教育中較為普遍的五年制。按照培養方案，5年內該校臨床醫學的學生畢業學分要達到185學分，必修課共開設50門，共計162學分。在這些必修課中，大多是人體解剖學、內科學、外科學、生物化學等專業類基礎醫學或臨床醫學的課程，以及英語、數學、物理等公共基礎課和與各種專業理論課相對應的實驗課程，龍飛湖經常和同學感慨，“除了英語和政治，沒有一門課是有關人文通識或醫德教育的。”

　　近5年來，龍飛湖只選修過一門和醫德相關的課程——醫學倫理學。這還是一門選修課，1.5個學分。院方要求本科生的選修課達到20學分，其中，通識課12學分，專業基礎課2學分，專業課6學分。這意味著，本科階段，龍飛湖選修和人文有關課程的學分還占不到總學分的1%。

　　浙江某知名高校醫學院畢業生白俊翔有著類似的感受。白俊翔發現，同學中選修醫學倫理課這門“大課”的并不多，一個能裝下300人的階梯教室只能坐下一半，而聽課學生的數量，則從學期開始的一半逐漸減少。他還記得，人最少的一次，任課老師對前來聽課的學生說，“今天我不點名了，你們自己挨著報名字就可以。沒報上名的都算曠課。”

　　“這些課有時很無聊。”白俊翔告訴記者，頭幾節課，他聽到任課教師談起當下醫患糾紛事件時會豎起耳朵聽，但到后來，老師的講課越來越偏重說教，“一上來就告訴我們不要收紅包，要好好練本領，對得起這個患者，對得起那個家屬……”作為醫科生的他聽到這些“腦子就大”，便偶生逃課的念頭。

　　大三時，白俊翔所在的醫學興趣社團做了一個針對臨床專業大五學生醫德教育情況的調查。結果顯示，有29%的學生認為課程缺乏體系，與專業課的關聯性較低；有33%的人認為意識形態的教學內容較多，理論聯系實際的較少；另有16%的人認為課程之間的交叉融合較少，實用性不強。

　　都忙論文去了，誰還管人文

　　一些學校醫學人文教育的缺失僅是一方面。“醫德的教育與傳承更多地在醫院這樣的社會課堂上斷了線，沒有人，也沒有環境給年輕的醫生講‘醫乃仁術’。”一位急診科主任對袁鐘說。

　　事實上，醫院的考核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醫學院的教育方向。

　　當前，不少醫院雖然有相應的醫務人員醫德考評制度。“但多是擺設。”首都醫科大學教授李方正(化名)說，很多醫德考評由自我評價、科室評價、單位評價三部分組成，但僅從這三部分考核來看，“自己不給自己說壞話，科室同事彼此之間不說壞話，不了解具體情況的單位領導則只蓋個章”，缺乏患者評價的醫德考評很難具有可信度。

　　“即便是有較為真實的醫德考評，也未必能倒逼醫德的進步。”丁香園創始人李天天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這一問題的癥結在于當下的醫院管理制度。常和一些三級醫院打交道的他說，國內不少醫生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來看病，另外三分之二的時間多用來搞科研和教學，“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醫療之中”。

　　一位三甲醫院的老教授告訴李天天，他每天除了8個小時臨床診斷、預定手術的上班時間外，其他大部分時間都放在文獻閱讀上。這位老教授說，他每個月要讀一百篇全英文的論文，平均一天三四篇，“一篇讀下來，一個小時都算快的”。

　　李天天告訴記者，在公立醫院中，院長之間比拼的一是論文發表的數量，二是醫院當年的收益。前者是看院內的醫生能發表多少篇論文，后者則通過每個科室的“翻床率”即一年能看多少位病人來計算。醫院院長通常會把科室主任叫到辦公室，單獨分配任務，“你們去年是100萬，今年就150萬吧，多了？130萬。”科室主任還要當著院長的面簽下責任狀，如果完不成創收任務，“下一屆主任就不要再干了”。

　　“如果花上30分鐘看一個病人，醫生和病人都愿意，但是，謀求創收利潤的醫院領導不樂意。”李天天感慨，醫生看病漸漸取代看人，看病則成了出效益的流水作業。這也是醫德教育難以開展的原因所在。

　　人文這條腿瘸不得

　　袁鐘認為，一段時間以來，醫學院校的人文教育和醫院層面的治療成了兩張皮。在不少醫生和醫學生眼中，醫德在實際醫療工作中作用不大，于是，學生不愛學，老師也不好好教。

　　這實際上是一個誤區。袁鐘說，醫德對于實際的醫療工作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醫學界的一句名言“醫療有時是治愈，經常是幫助，卻總是撫慰”，便是最好的佐證。當然，“有說服力的醫德教育并不是單純地說教，更是要在醫療工作和實踐中進行。”

　　“一次見證死亡的經歷就夠了。”進入浙江某三甲醫院工作后，白俊翔有了新的感受。當他看到病人在自己眼前死去，才知道醫生的擔當何在，尤其是他在重癥監護部門輪崗的那段時間，更是了解了醫生在患者心中的地位。

　　一個醫科學生曾對全國政協委員、吉林大學醫學部博士生導師遲寶榮說，盡管在臨床技能中心的模擬人身上做過多次訓練，但是當他第一次走進病房碰到“活人”仍舊十分緊張，結果額頭上的汗都滴到病人的肚子上。病人擦了擦肚子上的汗，遞了紙巾給他，這位學生竟未能察覺。當病人第二次把紙巾舉到面前時，他才反應過來。

　　后來，這位學生才知道，多虧自己進門時對病人說的那句“我是實習醫生，做檢查的時候如果您有什么不舒服，請告訴我”。病人對他的緊張不僅沒有反感，還不停安慰他說，“小伙子，別著急，慢慢來。”

　　另一位實習醫生的經歷更是讓遲寶榮記憶猶新。這位學生要照看的是一位眼睛失明的農民老伯，做超聲波檢查時拄著拐杖，每次都需要人攙扶，這次，輪到了這位學生。檢查結束后，老伯對他說了一句，“小醫生，你的手很溫暖。”這一句看似冷不防的話，讓這位學生差點哭了出來，因為整個檢查過程中，他除了一直牽著老伯的手，扶著他以外，“我什么都沒做。”

　　原來，醫生的任何一個小動作，都會對患者的心情乃至治療產生影響。

　　“緩解醫患矛盾，關鍵在于溝通。”遲寶榮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要讓醫生和患者形成良性的溝通，需要醫生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過硬的專業技術；二是良好的職業道德。尤其是后者，醫科學生要通過實踐中的醫德教育來領會，實習時，除了注重臨床實踐，還要通過切身經歷來感受沉甸甸的醫德，以及“手術刀”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