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著煙紙的碎紙片，變成了60萬字的教材

　　1968年冬天，包括劉經南在內的高年級學生已全被分配或遣散。很多人流著淚燒掉專業(yè)書，王之卓卻給大家打氣：“哪怕將來我們去賣冰棍，冰棍箱子里也要帶上書。”

　　學生走遠了，他和夏堅白仍在揮手：“不要丟了專業(yè)，不要丟了外語！”不出兩年，武測被撤銷，軍隊接管了校園。

　　1972年春，政治環(huán)境略有改善，夏堅白找來武測一位前同事，共同擬就一份近5千字的建議書，懇請“恢復武漢測繪學院、測繪科學研究所、國家測繪總局”。聽說一位前同事打算調去地震隊，夏堅白拉著他的手說，“葉先生（指葉雪安——記者注）死了，搞大地測量的人不多啊！你不要走，武測會恢復的，是需要你們的。”

　　1973年3月，周總理終于作出批示恢復這所學校，夏堅白聞訊后熱淚盈眶。但他再也沒能踏上講臺。

　　在師生流散的歲月里，他曾將幾位原武測教師組織起來，成立了“業(yè)余測繪科學研究小組”，匿名翻譯了兩本外國學術著作。寧津生冒險加入了小組。

　　王之卓也在偷偷地編寫教材。文革結束后，他掏出一個舊報紙裹著的小包，里面是一疊各種顏色的紙張，夾著游泳牌和飛馬牌香煙的煙紙。這些寫滿公式和符號的碎紙片，變成了60萬字的《攝影測量原理》。

　　早在留學德國時，夏堅白、王之卓及陳永齡就約定：回國后要合力編寫教材，“一同做一番事業(yè)”。他們是中國最早的測繪學博士，曾靠“中英庚款”一同輾轉英德留學。學成回國后，被稱“測繪三杰”的他們，在戰(zhàn)火紛飛中靠著書信，合作編出了中國第一套大學測繪教材。

　　寧津生和幾位院士接過了老師的事業(yè)。每隔一段時間，他們便聚在一起，商討教材的修訂。20年間，《測繪學概論》再版了3次，變成了150多所高校的專業(yè)基礎課本。

　　5年前，寧津生80歲壽辰時，6位院士合影，左起張祖勛、劉經南、寧津生、李德仁、陳俊勇、龔健雅

這樣下去，大學里就出不了大師了

　　在給新生的課堂上，李德仁常提起導師王之卓。

　　這位學部委員曾親自為李德仁改論文、排章節(jié)，將他的論文推薦發(fā)表，而且從不署自己的名。出于政治原因，研究生入學考了第一的李德仁，未被錄取。文革結束后，王之卓立即將這位學生召喚回校，為他舉行專門考試。干過建筑工，種過水稻，扎過鋼筋的李德仁，終于在39歲回到書堆中。

　　靠著老師坐公交去郵局寄出的一封封推薦信，李德仁飛向了更遠的學術世界。在德國斯圖加特大學，他不到一年半就取得了博士學位。324頁的博士論文，取得該校歷史最高成績，評委評價“它解決了一個百年難題”。

　　有不少外國研究機構挽留他。妻子給“老大不小”的他寄來書信：幾十年來你一直在學習，一直在花國家的錢，你還不如一頭牛呢，到現(xiàn)在都沒擠出一點奶來，現(xiàn)在到了該回國“擠奶”的時候了。

　　幾乎沒有任何猶豫，李德仁回到了老師曾站過的講臺上。

　　和導師一樣，李德仁一心撲在教學上。他一口氣給本科生開了3門課，給研究生開了一門課，還編出3本教材。

　　但變化也在一點點發(fā)生。評上院士后，李德仁眼瞅著研究經費翻了又翻，原來是幾萬元，后來小數(shù)點往后挪了幾位，漲到幾千萬元。他越來越忙，各種會議、出差，將他的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風。

　　當了武測校長后，他離講臺更遠了。一位本科生畢業(yè)后去了酒泉衛(wèi)星發(fā)射中心，寫信給李德仁的夫人說，從沒聽過李院士的課，深感遺憾。李德仁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接過信后，他心里“很不好受”。

　　他親自去了趟酒泉，跑到學生所在單位，給所有員工講了一堂課。

　　劉經南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時，每晚仍堅持去實驗室。很多人摸清這個規(guī)律后，在門口排著長隊等他。能留給學生的時間少之又少。

　　寧津生認為，校長沒空上課可以理解，他們的主要任務不是教學，而是“把握方向、服務教師”，歸根結底是提高教學質量。

　　令他失落的是，不只院士、校長，現(xiàn)在甚至連很多最普通的教師，都很難把教學放在首位。決定他們晉升前途的，不再是一堂堂課，而是一堆堆的論文、表格和項目。

　　“這個評價體系很糟糕，會把高校的教學拖垮。這樣下去，大學里就出不了大師了。”這位老校長提高音量說。他懷念起剛進大學的日子，那時所有新教師從助教起步。而如今，在許多大學，博士后進大學直接就是副教授。

　　師生之間的交往，似乎也淡了。去很多新建的大學城參觀時，劉經南感觸很深。那些大學都在郊區(qū)，修得很漂亮，教室很大氣，但一到晚上，就變成了死城，“看不見一個人”。老師都回到城內，學生窩在宿舍里玩游戲。

　　“感覺老師和學生脫節(jié)了，學生變得很孤獨、很內向。”劉經南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感慨。

　　這些變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院士課”的誕生。幾位院士一拍即合，再次登上了本科生的講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