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12月8日消息，近日，本報刊發獨家探訪“童工”家庭報道引起社會關注。貴州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11月30日發出通知，將開展打擊非法使用童工專項行動。

　　多名專家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中表示，破解“童工”問題的關鍵在“疏”而不在“堵”。

　　“貧困是造成‘童工’現象出現的根本原因。”北京工業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系教授、北京調查與數據中心主任趙衛華說。

　　貴州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今年5月在官網發布了《促進我省城鄉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的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指出，從改革開放以來，貴州省城鄉居民收入增速總體上慢于全國人均增速，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滯后尤為突出。此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呈現擴大的趨勢，2000年以來一直處于3.7~4.59:1的高位，2012年貴州省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絕對差已達13947元。

　　貧困推動“童工”供給增加的同時，對“童工”的用工需求也真實存在。“利用‘童工’這類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可以在整個市場中獲取基本的競爭優勢，促進出口”——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教授李楠在2012年作田野調查時發現，雇用童工多發生在箱包、服裝加工等勞動密集型企業，而這些企業多集中于江浙地區。

　　但在一些發達國家，幾乎看不到“童工”。李楠表示，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多為資本密集型企業，對人力資本的要求非常高，只有接受過教育或職業技術培訓的人才能操控相關專業設備，“在這些行業里絕對不會出現童工”。

　　記者查詢到，我國對禁止雇用童工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原因在于，一方面未成年工對工作的類型、強度等在心理上缺乏足夠成熟的認知，另一方面未成年工在生理上還沒有發育成熟，需要對其實行特別保護。

　　《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招用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

　　國務院出臺的《禁止使用童工規定》列明了用人單位使用童工的處罰措施，“用人單位使用童工的，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處5000元罰款的標準給予處罰”。

　　另外，1994年，當時的勞動部還專門頒布過《未成年工特殊保護規定》，具體規定了未成年工的工種、勞動時間、勞動強度和保護措施，其中第3條明確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安排未成年工從事“工作中需要長時間保持低頭、彎腰、上舉、下蹲等強迫體位和動作頻率每分鐘大于五十次的流水線作業”。

　　盡管有制度頂層設計，“童工”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鄧鎖認為，“童工”問題難以解決和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缺位密不可分。在他看來，與城鎮化相伴隨的教育資源的集中化對基礎教育階段農村兒童的發展有負面影響。“我國過去十幾年實施的‘撤點并校’使大量的村校撤并，中心鄉鎮學校普遍推行集中住宿制，使得正式的學校教育較早與家庭教育、社區教育割裂，兒童的成長學習環境受到很大影響。”

　　鄧鎖曾在陜西農村調查發現，許多農村家長十分重視孩子的教育，并非持有“讀書無用論”。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家長外出打工賺錢是希望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和發展。但是，許多中小學生由于缺乏父母監督和與父母溝通，學習之外的需求無法得到有效回應，容易出現厭學情緒或隱性輟學現象。

　　更嚴重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學生輟學到城市打工被一些地方默許，被當作一種自愿務工行為，不認為是一種對兒童權益的侵害，而沒有得到更多干預和處罰，使得企業使用“童工”的違法成本降低，杜絕“童工”變成一句口號。

　　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教授胡建國則認為，要加強勞動執法，不能只對雇用“童工”的小作坊采取懲罰措施，對業務轉包的上游企業的失察，同樣需要啟動責任追究。

　　有專家認為，要真正解決“童工”問題，不僅要加強監管和立法兩方面的力度，更重要的是，在“童工”產業鏈的兩端發力——減少“童工”供給，降低“童工”用工需求。

　　多位專家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表示，對于一些家庭來說，“童工”所掙的錢是一個很重要的收入，所以與其呼吁反對血汗工廠、反對“童工”，不如思考如何給流入城市的“童工”提供更好的條件。

　　有專家認為，提供良好的條件、對口的職業教育，提升當地基礎教育水平，實行點對點的精準扶貧和社會救助，多管齊下才能減少“童工”的產生。

　　“將外流的‘童工’遣散回原籍并不能解決實質性的貧困問題，而是需要考慮為其解決出路。”趙衛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