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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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這種禮遇，博士們卻有些戰戰兢兢。他們認為，自己能通過讀書走出鄉村，存在著偶然性。

　　屈婷覺得，“學習好”像是自己一種保持很久的習慣。

　　屈偉員起初斷定女兒“不是讀書的料”。女兒成績越來越好，幾乎沒有讓他操過心。倒是他眼中比女兒聰明的兒子，最初成績不佳，讀高一時在班級排名倒數。被叫到兒子寄宿的學校去開家長會，屈偉員火了。“你要么讀好，要么不讀，不讀把（宿舍里的）被子拿回去。”屈偉員跟兒子說，“反正有你姐一個了，你姐讀書好就可以了，要不你就跟堂哥去搞電腦。”

　　自此，屈強強的成績一路上升。屈婷一開始以為這是父親的激將法，后來發現不是。“他就是這么想的，因為家里挺困難的，反正有一個已經讀出來了，你讀好了我供你，你不想讀我也不強迫你。”

　　“我跟我弟的成長是有偶然性的。”屈婷覺得，父親最終培養出兩個大學生，是件“神奇”的事情。如果弟弟稍微沉淪，放棄讀書，就不會是今天的樣子。她少年時的伙伴中就有人因偷竊、搶劫等問題坐牢。她認為，或許是自己和弟弟都具有一種好強的“自證意識”，而這種意識進一步激發了他們。她在城里讀書時，一位老師曾因她是農村小孩而懷疑她考高分是作弊，這令她感到一種極大的屈辱感，“憑什么不相信我能考這個分？”“可能留下了要自我證明的一個意識。”

　　但在這種“自證意識”背后，她并不真正明晰讀書對一個人的意義。對另一位博士屈維意而言，連考大學這件事都曾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

　　屈維意當初被送去讀高中，只是因為“太小了，打工可憐”。那時，村里流行“讀書考中專，拿個鐵飯碗”，而“上高中還要花錢”，并不劃算。

　　考中專落敗后，1.65米高的屈維意去工地上挑磚頭和水泥，鞋子泡在泥水里都爛掉了。父親心疼他，供他讀高中，本意是讓他過兩年長大一點再去打工。

　　高中讀了不到兩個月，屈維意就想要輟學。讀高中要去鎮上，父母耗重金為他買了全家唯一一輛新自行車，他卻弄丟了。這令他痛恨自己。班主任不停給他做工作，講一個女生自行車被偷后發奮讀書、最后考上大學的故事。他決定發奮，并且第一次有了大學的概念。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還有大學這個東西，不知道讀高中后是考大學，因為從來“沒有人給你信息”。

　　講起曾經的經歷，屈維意覺得“又殘酷又神奇”。今天，當他在大學里講起這些時，學生們驚奇不已，大家無法理解，自己的大學老師竟然曾連大學是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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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求學歷程幾乎是博士墻上那些人的共同記憶。他們并不知道，讀書、考大學，是干什么、為了什么。

　　聽到村里要建一面博士墻，屈婷覺得以此作為契機，進一步帶動村里的小孩子讀書是一件好事。畢竟，今天的秧田村已經不會出現因貧困上不起學的家庭。

　　更重要的是，如何真正激發小孩子學習的動力。

　　今年年初，村里請屈婷為村里的小學生講課。她左思右想，最后把主題定為了自由。課上，她問他們有什么目標，一個小朋友說想去法國，屈婷問她怎么才能去。這個十幾歲的小姑娘想了想，給出的答案是好好學習，還要學法語。還有幾個活躍的小孩子加了她的QQ。

　　“還是要打開他們的世界。”屈婷覺得，對小孩子們來說，打破蒙昧的第一步是喚起他們自發學習的動力，教育不是灌輸，不是考高分，而是喚醒，是點燃。

　　2017年，當地一位小學校長托人找到屈偉員，請他給全校400多名家長“傳授教育經驗”。屈偉員趕緊聯系在天津任教的女兒，“我要講什么，女兒快來幫忙！”屈婷為父親寫了8頁講稿，讓他帶著去演講。

　　以前，屈婷和弟弟經常成為村民們教育自家孩子的樣本，“看看人家也是留守兒童，怎么成績就那么好？”這次，她以父親的口吻，回應那些長期在外打工的父母：自己和弟弟能讀出來不是因為自由生長，而是在初中以前，父母至少會有一方回家，保證孩子不會在關鍵時期缺乏愛和陪伴。她以貪玩的弟弟為例告訴家長，應當在發現孩子天性的基礎上對其進行適當引導。

　　兩年前，羅洪浪和羅洪濤兄弟倆被村干部邀請，以“開學一封書信”的形式與家鄉的孩子互動。

　　他們在信中這樣鼓勵家鄉的小孩：“一個人能否有出息，能否未來給社會給家鄉作貢獻，恰恰是我們從小養成的奮發向上和吃苦耐勞等品質，而非物質條件起作用……農村的成長經歷是我們的寶貴財富。”

　　村里的孩子羅慧慧正在城里讀中學，學校組織學生觀看介紹博士村的視頻，激勵全校同學，“鄉下的孩子都能考上博士，你們怎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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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屈婷感覺到，家鄉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一個親戚咨詢她，讓不讓孩子去讀免學費、包分配的師范學校，屈婷很驚訝。這個親戚暑假給孩子報學習班就能花好幾萬元，顯然不是為了省錢。她了解到，選擇師范是怕孩子找不到工作，“當老師穩定，壓力小。”

　　相比博士墻上的那26人，村民們感慨，這幾年，村里考取名校的大學生越來越少，去年考了22人，卻沒有一個進入“211”和“985”重點大學。一位畢業于清華大學的博士感慨，再把自己放在同樣的環境，以同樣的方式學習，他肯定考不上清華了。

　　距離博士墻很近的秧田完全小學，這幾年硬件逐漸改善，土操場鋪上了塑膠跑道，學校配備了幾十臺計算機和一架鋼琴。這個有著200多名學生的小學共有12位教師，每個教師平均一周要教15節課。“音體美教師還沒有配齊。”校長無奈地說。

　　但在秧田村，有一定經濟條件的人都開始把小孩送到縣里讀書，在村里教書的老師們也給自己孩子報了課外輔導班。

　　從墻上陳列的26名博士簡介里能看到這種變化：年齡較小的幾位博士已不是成長在秧田的農村娃，他們有的早早去了市里讀書，有的從出生起就已經是“上海人”。

　　秧田村的中學生羅妮在鎮里排前幾名，考入縣里最好的高中田家炳中學后，卻只能排到全校200多名。這令她一度沮喪。班級前10名都是城里的，他們入學成績都比她低，卻在入學后輕而易舉超過了她。她不明白這是為什么，“看他們也不努力，還會玩手機。”

　　羅妮的父親曾請市里的高中老師吃飯，老師坦承，很多學校寧愿招收生城市學生，也不愿意收農村學生，城里孩子眼界更高，基礎更好。

　　梯度是一級級排列下來的。作為一個縣級市，與長沙市的名牌中學相比，當地最好的高中每年能有兩人考上清華或北大已經是新聞。

　　在田家炳中學，老師在課堂上會播放河北衡水中學的跑操視頻，同學們被這個學校的學生跑著去吃飯、等飯時還要隨身攜帶紙條的“瘋狂”所震撼。

　　羅妮也想成績更進一步。她很納悶，為什么有些城里的小孩看起來不努力也能考得很好，而有些農村同學晚上打著手電筒看書，卻一直在班級倒數？

　　村民們開始傾向于為孩子做一個更穩妥的選擇。羅嬌是本村讀書最好的學生，本可以去鎮里讀最好的高中，但母親說服她報考了省內一所師范學校，“現在大學生好多，工作不好找，這個穩定一點。”

　　羅嬌曾猶豫不決，她想考個好大學，但爸爸跟她說理想很美好，沒有幾個人能實現，“就跟做夢一樣”。

　　今年，秧田村共有3名學生讀了師范院校，都是鎮上成績名列前茅的學生。前些年，考不上高中才會選擇這條路。羅嬌眼下仍是矛盾的，她不知道自己的選擇是對還是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