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改革開放推動了高等教育與社會的共同繁榮成長

　　高考改革和出國留學，既拉開了教育改革開放的序幕，也使得教育成為國家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先行踐行者。這一時期，高等教育經歷了世界知識經濟的挑戰和國內市場經濟的變革，以體制改革為核心，迎來了高校擴招、一流大學建設、辦學模式多樣化、高職教育發展、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等翻天覆地的變化，積極豐富和發展科研、服務等功能內涵，推動教育法律法規體系建設，搭建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和滿足自身發展要求的“四梁八柱”。

　　改革開放初，為了迅速提高高等教育水平，盡快改變教育事業與社會發展嚴重不相適應的狀況，國家在1978—1981年間重新恢復和確立96所高校為全國重點高校。1984年，國務院批復同意將北京大學等10所高等學校列入國家重點建設項目，投資納入國家“七五”計劃，之后為適應國防現代化的需要又把哈爾濱工業大學等5所高校列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教育部和原國家計委還建議，另選一批國家急需、擔負著重大任務、學術水平較高、處于領先地位的學科、專業，有步驟地支持其發展，這樣于1987年和1988年在全國評選了416個重點學科點，涉及107所高校。1984年、1986年和2000年，經國務院批準，教育部分別發出通知，在北京大學等56所高校建立研究生院，這使得一批高校成為培養博士、碩士的主要基地。為落實科教興國戰略和迎接知識經濟、國際競爭的挑戰，國家還分別于1995年和1999年啟動了“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設，分批次選拔出112所高校入選“211工程”和39所高校入選“985工程”建設項目。這一系列重點建設政策的實施，極大地提高了一批大學的水平，猶如建立起一支大學“國家隊”，有力地帶動了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整體發展，為國家未來的世界科技競爭贏得了先機。

　　為增加教育的活力，上世紀90年代高等教育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體制改革，并以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為契機使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形成了中央和省兩級管理、以省級政府統籌為主的宏觀管理體制，從而構建出新世紀我國高等教育基本的體制模式。同時，還進行過多輪高校內部管理體制改革。世紀之交之后，改革的重點逐步轉向現代大學制度建設，這其實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對體制機制改革的一種深化。

　　隨著科學技術發展和市場經濟變革，教育開始強調人才培養的基礎性和適應性。伴隨著體制改革的突破，大學開始了綜合化的探索，以適應社會、科技、學科發展更加復合交叉的要求；高等學校迎來了擴招的浪潮，民辦高校、獨立學院、中外合作辦學、職業技術學院等多種辦學形式開始涌現或迅速發展。而在本科專業建設上也經歷了多次調整，如自1982年起經過5年調研于1987年公布的專業目錄將原有的1343種專業調整為671種，自1989年起經過4年調研于1993年將專業種數調整為504種，從1997年4月到1998年7月進一步將專業數壓縮為249種。2012年又建立起新的專業目錄，實行了專業的動態調整機制，以進一步適應科技和社會需求的變化，并完成了本科專業目錄與2011年頒布的研究生學位授予目錄的協調一致工作，“十二五”期間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也開始進入發展快車道。此外，自上世紀90年代中起步的職業技術學院，后經高校擴招、示范校骨干校建設等得到迅猛發展，高職教育成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等教育的類型結構得到了極大的豐富。

　　高等教育的兩級管理體制極大地激發了地方發展高等教育的熱情，有效地改善了高等教育的布局結構。如在1993年之前完全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時期，華北地區高校以北京居多，東北地區以遼寧居多，華東地區以江蘇居多，中南地區以湖北居多，西南地區以四川居多，西北地區以陜西居多。1993年，這6個省份雖然只占全國大陸地區省份數的19.4%，但其擁有的高校數卻占到了33.6%。但到了2008年，該比例就已改善為27.0%，廣東等大部分其他省份的普通高校數都有了明顯增長。這種增長開始是數量上的，后來明顯反映在層次和水平上。高等學校的設置也在向中小城市延伸，成為地方發展的重要增長點和活力源。

　　高等教育不僅自身的發展令世人關注，而且與改革開放幾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穩定增長共進共榮。這里舉兩個例子：一是在十幾年前筆者曾經多次接待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代表團，他們都能用中文說出“211”“985”的發音，特別希望我介紹這方面的情況，說明了兩個項目建設成就的世界影響力。二是筆者曾經做過一個計算，從1978年到2013年，以當年價格得出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155倍，年均增長15.52%，與此同時普通高校本專科教育規模增長28倍，年均增長10.08%；同期國內生產總值與普通高校畢業生數之比，每間隔5年算出的數據分別為2.22、1.78、2.72、6.19、10.17、7.23、6.13、8.91，大致在一個數量級范圍內浮動，說明了二者的基本匹配，表明高等學校適時向社會輸送了建設人才，在竭力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

　　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新世紀以來我們開展的一流大學建設、現代大學制度建設、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等實踐與理論探索，對于正確認識和把握高等教育規律有著重要的意義。